基督教的原罪—赎罪—获救的三段式的信仰体系将人类的命运紧紧系在教会、上帝的羁縻上，使人不得伸其臂膂，不得展其才智。17世纪大神学家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84年于法国路易十四之后玛丽·泰蕾兹（Marie Thérèse）的葬礼祷告中的一段话可说是此精神的精彩表述：“基督教徒在人世是从无生之可能的，因为他总是在苦修，而苦修即考验，即尝试，即死亡的开端。”为摆脱这一束缚人类心灵的强大枷锁，资产阶级从文艺复兴始就开始慢慢建立自己的新的存在价值体系，新的关于世界、社会的理论。这个理论将重点放在人的尊严与人间幸福上，前者须得夺取，后者须得保障。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为实践上述目的提供了基础和手段。这一理论在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里得到发展，在启蒙时代更成为时代的佳音。启蒙思想家反对基督教以原罪判定人类命运的教条，宣称人生不再是走向死亡的桥梁，而是对幸福的追求。人必须也可以以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奋斗建立自己的现世存在。如果说文艺复兴是将人性从神权、禁欲里解放出来的话，启蒙运动则是将人类从宗教教条、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用理性之光建立未来的自由王国。
康德对启蒙的精神作了准确的概括：“人从其自身的童年中解脱出来，这个童年是人自己造成的。童年，即是说在无外界指引的情况下人无能力利用其理智；童年是人自己造成的，是因为并非人自身缺乏理智，而是在无外界指引的情况下，缺乏使用其理智的决断与勇气。勇敢地使用你自己的理智吧，这就是启蒙的格言。”（《什么是启蒙》）
正是在对人的解放与对人的尊严的肯定上，法国大革命继承并推进了启蒙精神的精髓。《人权宣言》的最鲜明的特征是它对人——作为个体与作为整体——的肯定，吉伦特派重要成员拉博（Paul Rabaut）在制宪会议上宣称：“人，无论他属于何种宗教，有权享受一切人应该具有的天赋权利。”革命的实践家们十分强调《宣言》的世界意义，另一制宪会议代表德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说：“这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权利的宣言，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民族及其他民族的基本法宣言，它将与世永存。”19世纪初法国重要史学家托克维尔曾给法国大革命作了这样一个定义（索布尔认为“这是迄今为止的最好的法国大革命的定义之一”）：“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仅是替换旧政府，而是废弃社会的旧形势，所以革命同时是进攻既有政权，摧毁所有已被认可的影响，摒弃一切传统，革新风俗习惯和清除人们头脑中迄今为止的所有陈规陋习及得以建立其上的思想意识。”（《旧制度与大革命》）
正因为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近代产物，而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心理的近代产物，而且更是18世纪启蒙思潮的产物，才使得法国大革命具有当前的世界意义，以至于整个18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一个世界革命的浪潮（法国大革命本身是这个浪潮的一部分，但却是这个浪潮的峰巅）。如1798年爱尔兰的沃尔夫·托恩（Wolfe Tone）暴动，1787年的荷兰革命，1791年波兰的柯斯丘什科暴动，等等。虽然这些革命或革命尝试大多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自由”、“平等”、“宪法”、“人权”、“俱乐部”等革命口号却深入人心，影响日远。这正是启蒙与革命相吻合的双重影响的结果。
六
然而可惜的是，法国大革命虽有世界性的影响，但却无法惊醒处于乾隆后期正在四方征战的东方大国——中国。西方启蒙与革命的浪潮对中国产生影响还要等到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如雷霆一击震撼了沉睡的中国士民，其中的先进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于是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改良家，有了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双重特色的五四运动，也有了蔡和森、周恩来等人赴法勤工俭学。中国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参照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及其它们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国五四以来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近代历史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特色一，以法国为中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对封建、神学旧体系的批判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不仅仅是由于西方的先进分子敢于摒弃传统，更重要的在于他们是站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进步传统之上的。启蒙运动高扬理性、讴歌自由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性解放思潮的一环，经17世纪的酝酿、发展、成熟而后发生的。而中国明末清初虽在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等人那里有近代思想的萌发，但能谈得上文化启蒙的思想却是由严复等人介绍进来的西学，在中国既无思想渊源、文化根基又无阶级基础，这不仅造成了西学的传播与接收的特别不易，而且人们往往不得不（尤其是初期）将与中学格格不入的西学之“毛”牵强附着于中学之“皮”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矣。
特色二，启蒙思想家是科学精神与思想解放的倡导者，但却并非革命的斗士。伏尔泰主张“开明专制”，哲学家为国王，他甚至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Il est à propos que le peuple soit guidé et non pas qu'il soit instruit”）的言论。孟德斯鸠主张贵族改革、君主立宪，卢梭甚至不承认自己为启蒙思想家。他们往往多的是探索真理、追求学术自由的科学醒世精神，少的是政治行动、“替天行道”的救世意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往往是将政治救亡放在思想启蒙之先，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无不如此。这一方面是中国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的延续，一方面（更为重要）是有亡国之患的严峻的政治局势所致，结果是中国文化人在短暂的近代百年来走完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的路，从羡其“船坚炮利”到科学救国，从进化论到无政府主义，最终找到了既是思想体系又是行动武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上的启蒙终成为次要，而关于学术探索、思想自由的问题更是无足轻重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不是至今仍然受到冷落吗？从科学与历史的眼光看，探索真理与追求自由的精神纵然可在特定的环境下受到一时的行动与近期的政治目的的冲击，但长期地忽略与轻视它则是必定要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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