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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读书》杂志1992年10月号。
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
——德雷福斯诉讼案百年(1)
一百年前，法国一名在总参谋部任职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上尉军官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因一泄密事件被判终身流放。由于案情处理草率，证据不足，而且一些主要物证都没有公之于众，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不满。两年后，随着案情真相的进一步披露，社会要求重新审理德雷福斯案的呼声日趋强烈。很快，整个法国社会都为此案件搅动，德雷福斯上尉个人的命运几乎牵动了法国整个政治舞台和全体知识界。这即是在法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德雷福斯诉讼案。今年是这一事件一百周年纪念，配合这一历史回顾，法国出版界推出有关新书和重刊旧籍，总数当以千计，盛况可观。
纪念德雷福斯事件与反省知识分子作用
今年出版界推出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重版当年的历史著述，如德雷福斯的《五年刑期生活自述》由发现出版社重版；斯托克（Stock）出版社再版了当年该出版社创立人斯托克（P. V. Stock）的《德雷福斯事件——一个出版商的备忘录》；当年左拉（E. Zo1a）以德雷福斯事件为背景的小说《真理》（Vérité），以及另一位积极维护德雷福斯的重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弗朗斯（A. France）的《企鹅岛》（L'?le des pingouins）等文学杰作都获得再版。
二是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继续进行正本清源的真实性的专题历史研究。这方面的收获颇丰，除再版已有定论的大量研究著作外，新推出的书籍中也有不少力作。值得注意的有该事件研究专家杜瓦斯（Jean Doise）的《一个严守的秘密——德雷福斯事件的军事背景》（Un secret bien gardé: histoire millitaire de l'affaire Dreyfus），还有班博（P. Bimbaum）主编，集十六位大学专家之力，由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的著名“历史文库”丛书（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推出的《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La France de l'affaire Dreyfus），迪克莱尔（V. Duclert）的《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以及9月份将出版的由德鲁安（M. Drouin）主持的两卷本《德雷福斯事件大全》（L'affaire Dreyfus: dictionnaire）等等。尤其值得介绍的，是一部由伯恩斯（M. Burns）撰写的《一个法国家庭的历史：德雷福斯家族整合、事件、维希》（Histoire d'une famille fran?aise: les Dreyfus: l'émancipation, l'Affaire, Vichy）的专题研究，既是一部扎实的实证研究，又跳出了就事论事的窠臼。作者在参照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将德雷福斯放进其双重家族背景（他既有犹太人血统，又有法国血统）中去考察，既揭示了德法民族间冲突的根源，又反映了一个犹太家庭向法兰西民族融合的千年过程。同时，该书也使一些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迎刃而解，如德雷福斯虽遭冤狱，他本人一直不停地上诉，要求平反，但他从来没有对法国军队有过怨词，相反，他一直为错判他的军队进行辩护。该书作者通过对其家庭整合与法国社会的历史的调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犹太家庭对法兰西民族的深厚情感。
三是就这一历史事件而进行的历史的反思。在这方面，一些学术性杂志最为敏感。知识分子史杂志《1900》1993年11月为此推出专号，约请多方面的著名史学家，对曾经卷进这一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如左拉、普鲁斯特，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画家德加（H. G. E. Degas），作家兼政治家巴雷斯（M. Barrès）等进行个案分析，寻求他们何以在当时会选择不同立场。同时《历史》（L'Histoire）、《犹太研究杂志》（Revue des études juives）等刊物也已推出有关专号。在这些对历史进行反思或诘问的著述中，大约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犹太人的历史地位和反犹主义的思考，如史学家邦苏桑（G. Bensoussan）的《逆反的意识形态——对亨利纪念碑的调查或法国19世纪反犹情绪的考古》（L'idéologie du rejet: enquête sur le Monument Henry，ou，archéologie du fantasme antisémite dans la France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另一类是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反省。较为重要的有巴拉尔（M. Balard）的《中世纪的世俗知识分子》、加耶（A. Caillé）的《知识分子的方向》等。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布尔迪厄与雕塑家哈克（H. Haacke）的对话体新作《自由交换》（Libre échange），也可以算作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反思一类，但布尔迪厄此书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反思，不如说是对知识分子未来作用和定位的一个建议。
在此方面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科研中心研究员里费尔（R. Rieffel）的大部头著作《文人部落——第五共和治下的知识分子》（La tribu des clercs.Les intellectuels sous la Ve République）。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文人”（法文原文Clerc）一词，中世纪时仅指接受过剃发礼的教士，15世纪以后才渐渐演化成有知识之人、学者的意思。法国学术界习惯上沿用此词泛指知识分子，大概同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暧昧不明有关。里费尔在书题中选用“clerc”和“tribu”（部落）两个意义不甚分明的词，原意之一便是希望表明当代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的变动不居和难以掌握。该书断代从1958年法国第五共和建立至1990年，可以说选择了知识分子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时段和当今社会又最需要把握的时期。作者承认，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景观是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作者仍倾其全力分析梳理，企图以翔实的调查材料和细密的实证方法来为进入这一“神秘世界”（作者语）提供一个指南。作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把握知识分子：一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既非血缘承袭，又非一种社会身份，他需要社会的承认；二是知识分子与政治、政权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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