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涉及范围宽泛，并无一个集中的主题。如果这些文章有什么共通性的话，即是都缘自欧洲对我的吸引。这种吸引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欧洲知识本身的魅力。欧洲是中国之外人类另一辉煌文明的家园，其演化路径同中华文明截然不同。近代以来的欧洲，在物质文化、科学发明、制度建设、艺术创新等各个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古代并非事事如意，近代也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但是欧洲总能化干戈为玉帛，绝处逢生，凤凰涅槃。欧洲何以成为欧洲？欧洲发展的秘诀何在？如何才能读懂欧洲这本大书？
其二是欧洲对于中国的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军事、科技还是政治，无一不是以欧洲为参照系统的。科学、民主的老家是欧洲，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也源于欧洲。近代中国的文化先驱严复、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无一不是从西方寻找灵感的。近代的美国也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美国新大陆另起炉灶式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宜于承载着传统重负的中国，欧洲冲破传统的路对中国更具启示意义。对于中国，欧洲是一面奇妙的文化之镜，中国在这里更可能显示出真身。
最后，欧洲的魅力也表现在其对人类未来的示范意义。今天的欧洲不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的中心，这一地位早已由美国取而代之。不过，当今的世界，也不再是美国的世界，新兴工业国（印度、中国、巴西）已冉冉升起。当人们谈到欧洲时，似乎更多的是衰退与没落。如欧洲联合目前虽已走得很远，但舆论包括欧洲人自己看到的似乎更多的是分裂；又如当前欧债危机的阴影迟迟无法消除，在众多尤其是新兴国家的评论者看来，欧债危机实是欧洲文明衰落的征兆。然而鉴于欧洲是现代制度的发源地，欧洲所须面对的困局实际也是世界的困局。欧洲曾经先走一步，步入近代，今天的欧洲面对未知的人类未来同样首当其冲。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狭隘与专制，近代欧洲选择了民主；为了告别战争与争霸，欧洲尝试民主联合，主权共享。也正是因此，无论是欧洲联合的探索，还是欧洲对近代以来人类发展模式的反思和追问，对于中国和整个人类均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在欧洲常常被问及：一位中国知识人，何以会对欧洲如此热衷？我的回答是：越是心忧中国，越需要了解欧洲；越是了解欧洲，越能够感悟中国。亚里士多德说：不了解他者便不能了解自我。如果我们超越兵家之见，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应该也有这一层道理。笔者多年身在欧洲，观察欧洲，评判欧洲，反思欧洲，欧洲对笔者的诱惑不可谓不深。此种诱惑既是文化的诱惑：何以欧洲独特的文化得以催生、光大世界普适的价值；又是制度创新的诱惑：何以欧洲既是民主又是乌托邦的故乡？反观中国，足可以同欧洲并驾齐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否既向世界贡献理想的愿景，又发展出抵御乌托邦的制度动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布罗代尔及其“总体历史”观(1)
案头上的那套《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2)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这是巴黎A. 高兰（Colin）出版社的最新版本。此书自1949年出版以来，这已是第六次再版了，可见其价值经久不衰，然而它的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却已在去年11月28日溘然长逝。布罗代尔是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然而他的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国界。他的著作被译成英、德、意、西、葡、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多种文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甚至设有布罗代尔研究中心。英国史学家托马斯（Keith Thomas）写道：“如果设立诺贝尔史学奖，布罗代尔将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获奖者。”另一位英国史学家T. 吉尔丁（Zeletin）说得更明白，“在英国，布罗代尔很久以来就被公认为历史学界的‘教皇’，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作为一位从事西方史研究的后来者，对法国这位天才历史学家，我一直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布罗代尔的逝世更激发起我介绍其人其书的欲望，因而尽管我对布罗代尔及其思想只有极为肤浅的了解，也不能不提笔撰文了。
一位“世界公民”
F. 布罗代尔1902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小镇上，其父为小学教员。在当地小学他同法国著名电影演员加班（J. Gabin，曾主演《悲惨世界》）是同学，后随父转至巴黎就学。中学时代，其拉丁文和希腊文成绩十分突出，并对医学感兴趣，由于父亲希望他成为教员，他选择了历史学。1923年，他刚满二十岁就轻松地通过了法国史地教师资格统考，并被派往阿尔及尔一所中学任历史教员。他在这座海滨城市一待近十年，深深地被地中海的深广和美丽所吸引。从此，他与地中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他写作其巨著《地中海及16世纪地中海经济》的缘起。1932年他回到巴黎，先后在几所名声显赫的中学任职。1935年他又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直至1937年。他后来回忆这段生涯时说：“这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我一直待在地中海沿岸而没有经历这一时期的话，我的某些历史观念就永远不会产生。”1937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PHE）研究员。正当这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青年史学家准备大展身手之时，却被卷进了战争。1938年他被动员参军并被送到马其诺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崩溃使得这位青年史学家成为战俘，先后被关押在德国美因兹和卢卑克的战俘营中一直到1945年5月。长达五年之久的囚禁生活似乎成全了他。在战俘营中，在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他凭记忆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的大部（出狱后他又做了大量的史料订正工作）。1947年，他通过论文答辩并成为《年鉴》（Annales ESC）史学杂志主编。1949年他接替费夫尔（L. Febvre）任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1956年出任法国高等研究院第六分院（后独立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1984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达到其事业的巅峰。他是国际上包括牛津、剑桥、日内瓦、芝加哥等二十多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十多所科学院的外籍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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