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西欧的民主制度从理论探讨到政治建构本身经历了一个由直接民主向代议制民主的完善过程，今天我们所言的民主政体都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然而现代社会对民主提出的批评正是其民主性和代表性都不足。
当下西方社会民主生活中的弃权率的上升、选票流向的漂移不定、献金丑闻的增加、政治生活的职业化等等都是民主代议制危机的表现。
面对民主的危机，法国近来召开过几次大的学术讨论会，《人文科学》对此作了综合性的阐述。学者们一般认为现代的民主危机并非民主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对民主的要求更高了。对于上述危机的种种表现，事实上社会本身已经提供或正在提供一些办法。学者们对此作了一些分析和综合。一种是所谓“公共民主”。公共民主针对现代社会媒体作用的日益上升，将媒体看作传统代议制之外的新兴的民主议决场所。议会本是传统民主运作中的基本的民主议决机构，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已不能充分和及时反映民意，传媒起而继之填补不足。当然传媒作用的上升，一方面使议决空间增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新型的舆论寡头。
另一个概念是“连续民主”。这一概念指出，目前的民主特点是在选民与被选人之间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民主代议空间，包括民意测验、现代传媒、补充监督机构（如护宪委员会、审计机制等）。这些空间的出现或建立一方面表明选举制度的相对性，如民意测验总是预先表明选举结果，另一方面表明在两次选举之间民意的变动，提醒民意代表的决定往往同民意存在着重大差距。这一发展的客观效果是议会选举不再是唯一的合法性资源来源，非政府组织、院外压力集团、专家委员会等的地位上升，议会代表对民主资源的垄断因之被打破。这一概念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目前西方社会民主的危机及其出路，但也不能解决怎样避免社会的山头主义倾向。
整个看来，学者们从对现阶段民主危机的观察入手探寻其解决之道。但普遍认为在这种民主空间扩大和精细化的过程中和在民主的整体运作与地方利益之间缺少连接程序和制度性的控制机制，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将是解决民主危机的关键。
从以上论述看，民主危机的解决其实是一个民主的再建构的问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从另一个角度谈民主的建构。他一方面认为应该将市场经济同民主区分开来看；一方面认为西方社会民主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是原教旨主义式的排外，一是极端的文化同化，即不承认社会内部文化的多元性。要回应这两方面的挑战，民主社会应该建构一种“文化民主”，既可以保障普世性的权利，又承认多元的文化认同。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最早实现了政治民主，然后渐渐实现社会民主，目前则需要呼唤文化民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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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读书》1998年6月号。
《人文科学丛刊》：观念世界与政治激情(1)
法国《人文科学丛刊》（Sciences humaines dossiers）今年6—7月号以《观念的生命》为题推出专辑，讨论观念（idée）及与观念有关的各类问题。该专辑从观念产生的条件机制、观念的演变、观念的形态、观念的传播及其影响等各个角度对观念作了全面解剖。参加讨论的学者来自哲学、社会学、心理分析、科学等各个领域，又都是站在学科研究的前沿，因而很好地传达出目前各学科对观念及有关方面研究的新进展。囿于篇幅，我们重点介绍其中两篇文章的内容。
第一篇文章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莫兰所撰的《观念的性质》（La nature des idées）。莫兰首先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政治然后是道德渐渐脱离宗教而独立，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思考观念的性质、观念的形态变迁的进程。在各种政治社会学说、宗教教条、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进而思考是否存在一个独立的观念世界。莫兰基本同意波普（K. Popper）的观念世界独立于物质世界与经验世界而自成一体的说法，但他认为观念世界有独立的一面，也有依赖的一面，不能过于绝对化。从而他提出应该创立一门新学科——观念学来系统研究观念世界，包括对观念产生的物质依托——人脑（他称之为知识人类学）和观念产生的文化环境（他称之为观念的生态）的研究。从观念的形态进行分析，莫兰将理论与教条区分开来，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教条则是封闭的教条，如宗教教条以其创立者的思想体系为中心而对外封闭。理论则承认演化，如科学理论承认有一天会被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他以为如果各种观念以某种教条的形式组合起来，试图对现实世界与人类社会作整体解释时便形成了意识形态。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安萨尔（Pierre Ansart）在一篇题为《政治激情的过去与现在》（Les passions politiques, hier et aujourd'hui）的文章中讨论了政治观念、宗教精神背后的集体激情与个人情感之间的转换与互动的机制，独辟蹊径，为观察政治理念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该文认为，世界近代史是政治激情充分张扬的历史。极权主义、宗教狂热、种族主义、恐怖主义都同这种政治激情的冲动有关。他举出法西斯狂热、世界反殖民主义、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逝世时的集体举丧、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来说明这类政治激情的力量。实际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乃无异于一个各种情感，如义愤、狂热、敬佩、阿谀谄媚等会聚演义的大舞台。如果说从经验层面看，某种哲学、宗教理念可以转化为政治激情已是不争的事实的话，那么何以解释这种个体的爱与恨可以转化成集体的共同奋斗，而且集体的奋斗还可以导致个体超越其生存本能呢？安萨尔教授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社会科学同精神分析学的联手。他首先回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曾用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的群体依归。儿童一出生就有同父母认同的需求，成人在潜意识层面可以向政治领袖认同而满足这一心理需求，作为某一群体中的一员，社会个体由于向这一群体的认同而获得生存意义。从这一基础出发安萨尔指出，人类情感认同需求要变成政治激情还需要一些中介体，这些中介体乃是某些思想流派、政治组织、宗教团体等。正如现代邪教组织可以引导教徒集体自杀一样，这类团体给予参与者以极大的精神满足。在这里爱与恨、白与黑、善与恶界限分明，没有怀疑、没有失望。就政治团体而言，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一幅政治蓝图、一个封闭的通道自我交换而营造出的真理在握的群体气氛都是政治激情不可或缺的条件。对于20世纪苏联的历史，安萨尔认为这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激情由盛而衰并完全走向自己反面的历史，今天人们在审视苏维埃运动的兴衰过程时也必须看到这一革命激情被国家政权工具化的悲剧。从政治激情的内在机制出发，安萨尔反思今天西方的民主社会。他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机制中的政治多元、舆论多元，不断的讨论、争辩乃是对各种一边倒的政治激情、情感狂热、宗教偏执等最有力的制约，而媒体的经常公开的嘲讽也会有效地避免轻信。从这一意义上讲，民主社会似乎可以从结构上避免集体政治激情。但民主社会集体激情的社会根源并没消失。托克维尔曾经指出的三大社会激情远没有淡化：对物质财富的占有欲、对社会平等的执拗追求、对自由的永不满足的争取在民主社会不但不会消弭，而且将贯穿始终。因而认为民主社会可以避除集体激情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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