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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与乌托邦_陈彦【完结】(63)

  全球化引起的文化紧张

  全球化的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欧洲、拉美激发了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1999年11月世贸组织会议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组织举行了二十万人参加的大游行,终于使此次会议破产。2000年12月的欧盟尼斯峰会,2001年的热那亚世界七强峰会,2002年8月南非约翰内斯堡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等等,每次此类世界大型峰会期间,都有数以万计的来自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举行的游行示威。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从反面证明了全球化的实质性推进,显示了以自由主义为指引的、没有制约的全球化所引起的普遍焦虑。反全球化运动虽然有一个共同的反对对象,但却没有共同的思想纲领,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其出发点也不一致。因而,短期看,反全球化运动主要是一个否定性的运动,难以形成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

  迄今为止,全球化的滚滚潮流体现了社会的进程,但这一进程也不代表对人类未来的预言。能否将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这一事实判断上升为价值判断?回答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美国日裔学者福山针对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预言历史的终结代表前一种回答。全球化可以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拉近富国与穷国间的距离,提高落后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等等。一句话,全球化光照下的人类明天将更美好。这是同基督教的福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

  不过,对全球化所代表的以自由交换为支柱的片面强调经济自由的倾向持否定看法的声音也不少见,尤其是在欧洲。欧洲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传统,社会民主模式,福利国家,政府对经济、市场的规范,民主、平等的价值观等仍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理想力量。因此,欧洲反全球化的土壤十分丰厚,欧洲舆论界规范全球化、制约市场经济、倡导人文精神的声音也就特别强烈。法国以反全球化先锋著称的农会人士若泽·博韦(José Bové)的著名口号“世界不是商品”也十分精练地表达了欧洲对无节制经济全球化的担忧。

  另外,美国是自由主义的排头兵,是硕果仅存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各个方面都统治着地球村。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全球化也就经常被认为是某种程度的美国化,而反全球化也就同反美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关联。美国传媒有时提问,法国人是否反美?法国人为什么反美?其实,法国人自己也经常提问是否反美?原因就是反全球化的声音在法国很有市场,反全球化的动员力量也很大。

  “9·11”事件的发生,使全球化增添了新的含义。“9·11”事件本身意味着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而“9·11”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反恐的全球化。怎样解读“9·11”?“9·11”是野蛮与文明之战?是宗教神权与自由民主之战?是后进的阿拉伯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之战?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战?还是原教旨主义与开放社会模式之战?

  “9·11”事件发生之后,世界舆论几乎一致认为,这一事件将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从今以后的世界将走上一个不同于预期的新的轨道。这一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对全球化进程有什么冲击?目前虽然还很难描绘出一个明晰的轮廓,但综合各方论述,大致可以说以经济为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很可能出现某种阶段性的转折。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这一转折预示着政治的作用也就是国家的作用会增强;从经济区域联合与文化区域互动的角度看,经济竞争与市场开放的后果将更多地反映到文化层面上来;从财富积累、贫富不均的现状与缺乏世界性的具有合法性的调节机构的矛盾来看,世界的地区不平衡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将可能使已有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从而以更为暴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文明冲突论的鼓吹者及响应者来说,“9·11”无非是世界文明冲突加剧的最好证明。

  从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与其说“9·11”事件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如说是加快了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展开本身隐含着众多的不明因素,“9·11”事件的影响使人们较多地看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因素,因而也向世界敲响了警钟。从这个角度,如果说“9·11”事件有什么积极的作用的话,那就是它迫使人类更多地思考世界发展的方向,以期尽可能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最近提出“社会世界”的概念,呼吁将调节机制和导向系统引进世界经济领域,自由的世界经济必须辅以“文明政治”的法理规范,人类必须意识到全球化乃至文明本身的负面效应,充分认识生态危机,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正是针对“9·11”恐怖事件所提出的挑战,莫兰大声疾呼:人类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日益互相依赖的处境,树立地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用文明的、法治的、和平的、平等的“社会世界”取代单向的、经济的、技术的“经济世界”,人类才能最后拯救自己。

  此外,全球化造成的文化紧张并非仅仅局限于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如果说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引的自杀性恐怖行动是伊斯兰文化认同危机的极端表现的话,而以亨廷顿为代表的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的信奉者们所表达出来的也未必不是西方文明面对全球化冲击的文化焦虑。上世纪30年代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提出了西方衰落的警告,今天美国右翼政治家布坎南(P. Buchanan)有关白人文化凋零,甚至西方死亡的哀叹,包括亨廷顿本人对白人人口相对有色人种数目比例下降的担忧无疑都具有明显的文化危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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