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关于美国的国际战略问题。虽然欧洲有不少论者承认美国在苏联体系崩溃之后，单边主义的突出发展有着深层的根源，但仍将目前美国的黩武好战政策归结为布什政府的短期行为。如果承认美国政府现行政策受目前在政府中占优势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支配，那么，用长期的文化潜意识的因素来论证以四年为周期的政策变化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整体上看，托德的论断可以说是应者寥寥，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很少有人不重视此书提出的问题。也许有两点可以解释这一情况：一是托德以人类学无意识或潜意识因素论证社会发展的趋势，虽有明显的决定论的色彩，但没有人怀疑这些因素在一定范围内的重要作用。比如，在法国各不同地区的家庭结构与婚姻模式的不同，同选民在选举时投左派或者右派的票绝对是有关系的。托德对法国各地区文化心态的观察方法，现在已经普遍用于法国竞选预测之中，成为分析、预测选票流向的重要工具之一。二是托德就美国政治的发展趋势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所提出的一些警告，也是十分值得深长思之的。简括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托德特别关注民主国家走向寡头政治的危险，他认为包括美国与欧洲在内的现代成熟民主社会内部精英阶层同大众阶层发生断裂，右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可能性增大。2002年法国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出线就是典型的例子。换句话说，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趋势，他也认为是民主制度走向寡头政治的表现。
第二，在如今这个地球村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世界的霸主，任何高明的战略家也不可能将美国这个半吊子的帝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合法的帝国。从20世纪的历史看，军国主义的路不仅没有使任何国家强大起来，而且招致了纳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第三，一个帝国的建立，耀眼炫目的往往是武功和强权，但软实力如平等原则其实更为重要。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而言，仅仅有一套对内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在国际上也必须遵守规则，懂得协商、对话、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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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刊于《文景》2003年第9辑。
欧美关于伊拉克危机的分歧及其渊源(1)
2002年9月12日，“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布什以“十年的谎言与挑战”为题向联合国安理会公布了美国有关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报告，将伊拉克问题正式提交到联合国的论坛之上。自此，围绕着要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的问题就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以法德为代表的一部分欧洲国家及绝大部分欧洲民众持反对意见，相对则是以美英为首包括一部分东欧国家的主战派。怎样看待欧美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主战与反战双方各有哪些理据？双方的分歧仅仅是在处理伊拉克危机上的方法与策略之分，还是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利益与价值上的分歧？本文自然难以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仅企望从目前伊拉克危机及其国际性的讨论所显示出的一些倾向性的问题出发，梳理欧美分歧的脉络及其可能的影响。
欧洲民意发生重大转变
首先，从现象层面上看，十分引人注目的是从“9·11”惨案到目前，欧洲民意在对美国的态度上发生了重大转变。“9·11”事件之后，世界震惊。作为美国的最主要同盟，欧洲对美国受到恐怖主义攻击同病相怜。欧洲各国政府与舆论全力支持美国事后发动的反恐斗争。当时，法国最重要的报纸《世界报》主编科隆巴尼（Jean-Marie Colombani）在头版写道，“我们都是美国人”，充分表达了法国人同遭到惨烈袭击的美国同仇敌忾的义愤。然而，“9·11”事件不到一年，法国、德国甚至欧洲整个舆论发出的主流声音却变了调门。曾经发出过“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强音的法国《世界报》如今被一些美国学者戏称为反美报纸。而科隆巴尼本人后来又用同一题目出了一本书，题目虽然一样，但后面却加了一个问号，“我们都是美国人？”精神因而就大异其趣。
欧洲与美国的分歧表现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在处理中东冲突问题上，美国更为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政策，而欧洲则坚持冲突只能通过政治对话获得解决。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问题上，美国站在美国主权不容侵犯的立场上，以美国人必须具有国际司法豁免权作为认可这一法庭的条件，而欧洲人则认为海牙国际法庭是世界法制秩序的奠基条件之一，任何国家都不能超然于这一法制秩序。欧洲与美国在环保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美国布什政府单方面否决京都环保公约使欧洲一直耿耿于怀。欧美在对待转基因产品问题上，在经济贸易上也存在重大分歧。
上述分歧一些属于欧美传统的利益摩擦的范围，另一些则源于欧美对国际秩序、地球生态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如海牙国际法庭及京都环保公约。这些分歧大多由来已久，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发起全球反恐行动以后，尤其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以后变得日益明显甚至激化。而在对待进攻伊拉克问题上，欧美分歧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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