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以来，源于欧洲的文化观念、制度模式也已广泛而深入地植根于全球各地，同各地本土文化汇通交融，形成一种你中有我、你我难分的格局。这也即是从五百年前欧洲文艺复兴发端的世界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今天看来，在这一现代化潮流面前，不仅世界各种文化概莫能外，而且随着以网络通讯为代表的新的技术革命的普及，这一进程空前加快。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自身的历史定位应该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悠久文明古国，一方面也是世界现代文明潮流中的重要一员。提出这一双重身份当然不是笔者的新见解，但是有助于提醒我们在讨论欧洲或者西方是否衰落的问题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也是在讨论中国本身的衰落或者兴起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无论是物质还是观念环境，从政治、经济、科技到日常起居、衣食住行均已经深深植入源于欧洲的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讨论欧洲就是讨论我们自己，反思欧洲就是反思中国本身。鉴于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古代长期与欧洲迥异的文明演进道路，中国不乏创新文明方式，引领文化潮流，超越欧洲、超越西方的可能，但这种创新、这种超越只能是在对欧洲、西方的文化精神、制度文明积极融汇与批判吸纳之后才是可能的。
文化衰落还是实力衰落？
谈到欧洲的衰落，人们会立即想到德国的斯宾格勒。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未散尽，德国保守思想家斯宾格勒即推出《西方的没落》一书。斯氏当年对包括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阿拉伯、欧洲等世界八大文化形态进行分梳比较，认为文化如生命有机体一样，有着从童年、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的演化过程。断言20世纪的西方正处于其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衰落已无可逆转。毫无疑问，斯氏当年西方衰亡的悲观预言如今并未兑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欧洲起伏跌宕，无论是在经济力还是在世界地缘政治上的地位都有明显的变动，但是如斯宾格勒这种文明兴衰意义上的西方衰落看来仍不是触手可及。
比较吊诡的是尽管斯氏预言看来既无历史依据又被实践证伪，但斯氏的这一文化如有机生命体的深沉的欧洲文化哀声却如洪钟大吕，悠远绵长，代代相传。据研究者统计，此书出版后的十年间，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销量达十万册之多。此书之后，斯氏曾有多种著述问世，但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在影响上都不能同《西方的没落》同日而语。然而，在当时的学术界，斯氏的观点却完全不被接受。文明兴衰如何可以同草木枯荣类比？历史学贵在实证，如何可以玄想妄断？哲学重在逻辑推理，如何可以堕入非理性歧途？
实际上，斯氏一书问世仅仅两年之后，法国地理人口学家德芒容（Albert Demangeon）即有《欧洲的衰落》(1)一书问世。相比之下，德氏这本书却颇得学界好评。这是一本逻辑严谨、论证精密的“科学”著述，作者依据人口学、经济学等数据，以实证比较等学术方法，系统论证了欧洲“一战”之后在世界上实力的衰落及其发展前景。不仅如此，当年的德芒容慧眼独具，在他看来，尽管欧洲衰落值得忧虑，但欧洲的衰落乃属相对衰落。这一相对衰落乃是由于美国与日本的崛起所致。在他看来，此后欧洲也并非命定走向衰落，欧洲通过奋斗，也可能焕发青春；世界其他地缘板块，也可能随着时光流逝走向颓势。现在看来，地理学家德芒容的判断应该更加合乎今天的现实。“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并没有能够扭转逆势，并在经历了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走向了一场更加惨烈的世界大战。然而，“二战”之后的欧洲痛定思痛，决心告别战争，以欧洲联合缔造和平并从此寻找人类组织的新的替代方案。当年德芒容的思路和判断，不仅更加符合欧洲正统的理性精神，也为欧洲的前景提供了乐观的前瞻。不过，在今天，不用说这一乐观的理性的欧洲预言没有能够超越边界，被业已接受了“人定胜天”的唯意志论的中国人听到，而且早已被欧洲人以及自己的同胞所淡忘。
命运何以如此不公平地对待着两位预言家？对于“理性”的德芒容来说，他的被淡忘应该归咎于理性的胜利。理性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更是欧洲治学传统的主流。德芒容的《欧洲的衰落》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衰落，那只是对欧洲当年危机的警示，是对“一战”灾难过后欧洲现况的清醒分析，是对欧洲人乐观进取面对未来的呼唤。换言之，这种警示，这种呼唤，欧洲代不绝人，早已注入欧洲的文化血液，汇入欧洲批判创新的思想巨流之中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德芒容的声音被淡忘，正是由于欧洲无论是学界还是大众舆论，均不缺乏这种声音的缘故。
斯宾格勒则不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先天和命定的。他的衰落论并非要唤起世人的自觉，从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他看来，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渐渐成长为具有压倒之势的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对于科学的盲从，对于历史发展遵循既定轨道的线性思维的认同均是近代浅薄的物质主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文明的发展并非按照线性规律直线向前。在此之前，世界众多的文明如日月循环、如草木枯荣，兴衰有序，生死天定，西方文明概莫能外。在欧洲，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均已经完成其生死周期。斯宾格勒表达的是一种基督教式的大悲大恸，是深藏若虚的西方文明中的终结性忧虑。斯宾格勒当年受到学界的抵制，不仅仅是因其命定论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也因为其预言生不逢时。“一战”之后的欧洲，虽然金瓯玉碎，疮痍遍地，但欧洲人远没有从科学万能与工业霸权的梦呓中苏醒。战争之后不是深切反思，而是企图东山再起，重决雌雄。斯氏的预言搅乱了学界的氛围，冲击了仍在上升时期的唯物与进步历史观。而在大众心理层面，斯宾格勒却迎合了欧洲战后人们寻找对战争原因的解释的需求，具有抚慰德国民族在战争失败后沮丧颓废的心理的功能。他的命定的神秘的文明生死观将欧洲参战各方汇入西方文明整体命运，也从某种程度上为受战争蹂躏的心灵提供了些许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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