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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寒山_何善蒙【完结】(16)

  大雁塔通高64.5米,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方锥形砖塔,造型简洁,气势雄伟。中唐诗人岑参曾在诗中赞道: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

  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

  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

  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23]

  大雁塔的恢宏气势,由此可见一斑。塔底层每边皆有石门,门楣上均有精美的线刻佛像。尤其是西门楣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上部刻有当时庑殿建筑的写真图。塔南门洞东西两侧的砖龛内镶嵌有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两碑均由唐著名书法家褚遂良书写。

  提到慈恩寺大雁塔,就不能不说曲江。自唐中宗神龙年间(705—797)以后,新进士及第,天子赐宴,于曲江聚会宴饮,慈恩塔下题名,以示庆贺,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记之。[24]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25]

  这就是人们说的“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无论是曲江宴饮,还是雁塔题名,其用意都是对于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庆贺。曲江又称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角,即大慈恩寺之东。曲江为状如长葫芦之小湖泊,素来闻名,秦时“宜春苑”,汉武帝时“上林苑”,隋代“芙蓉园”,即是指此地。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加修建,池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报寺。池水澄明,花木环映。皇族显官环池构建离宫别馆,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日)、重阳(九月九日),达官贵人来此畅游酣饮。唐代应科举之文人学士,也都来此雅游。长安是天下的繁华之所,而曲江则无疑是长安最为繁华之地,是官宦享乐之所:

  曲江初碧草初青,万毂千蹄匝岸行。

  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

  琼镌狒绕觥舞,金蹙辟邪拿拨鸣。

  柳絮杏花留不得,随风处处逐歌声。[26]

  苑外江头坐不归,水精春殿转霏微。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27]

  曲江可谓万紫千红,鸟语花香,流水潺潺,歌声绵绵,酒意盈盈,画舫悠悠,游宴于曲江之地,恰如神仙一般,其乐何如,怎能不令人陶醉。

  而曲江之乐,以上巳节尤为特出。因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故前面所言的“曲江宴饮”就是在这个时候举行的。因此,每年的三月三日,是曲江最为热闹的时候,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甚至是皇帝嫔妃都会前来,樽壶酒浆,笙歌画般,宴乐于曲东池上,其盛况可谓空前:

  满国赏芳辰,飞蹄复走轮。

  好花皆折尽,明日恐无春。

  鸟避连云幄,鱼惊远浪尘。

  如何当此节,独自作愁人。[28]

  是啊,每年这个时候,整个长安城都往曲江而去。曲江之地,人满为患;人迹所至,春光黯淡。但即使如此,又怎能挡得住高官显贵、文人墨客的脚步,消解其酬乐之情于一二呢?更别提及第士子了,他们心情已然陶醉于及第后的喜悦,对于他们而言,曲江越是热闹,他们越是荣耀: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29]

  雨洗清明万象鲜,满城车马簇红筵。

  恩荣虽得陪高会,科禁惟忧犯列仙。

  当醉不知开火日,正贫那似看花年。

  纵来恐被青娥笑,未纳春风一宴钱。[30]

  对于士子来说,享受的是进士及第的那份荣耀,这比什么都重要,都能够让人陶醉。

  大雁塔和曲江,对于寒山来说,是一个非常向往的地方。当然,寒山向往的并不是大雁塔和曲江本身的风光,而是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对于唐代的士人来说,大雁塔和曲江象征着荣耀,而一旦能够得以“曲江宴饮”和“雁塔题名”,你的整个人生就将改变。这意味着你自此将文名远播,并且美好的仕途也向你敞开了大门。这是多少读书人所梦寐的事情,寒山自然也不例外,每次看到大雁塔和曲江的时候,对于寒山而言,都是一次精神的激励,都能让寒山获得不断进取的动力,稍改既往玩乐之习。

  因此,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或者是某种象征,是寒山的理想所在,父亲对于儿子仕途的期望,这一刻具象化为大雁塔上的题名。对于寒山来说,他的理想就是在有朝一日能够将自己的名字题到雁塔之上,这种期望至少伴随着寒山直到其三十岁之后。

  如果说大雁塔对于寒山而言,是一种激励。那么,小雁塔则不同,寒山在这里,得到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宁静。

  小雁塔,全称“荐福寺小雁塔”。荐福寺就在邻近国子监所在的开化坊南边,原为隋炀帝杨广继位之前的住所,唐初为太宗之女襄城公主宅。睿宗文明元年(684)三月初三,即高宗李治死后100天,皇族为高宗献福而建寺于此,名献福寺。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为荐福寺,是当时长安城中的著名寺院。慈恩寺是与玄奘联系在一起的,荐福寺则使人想起唐代另一位高僧义净。义净也曾游学印度多年,不过,他由海路自广州离开中国。公元671年,义净只身搭乘波斯商船出国,先到印尼苏门答腊,后转抵印度,也在佛学中心那烂陀寺留学11年,又游学印度各地,经历30余国,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回国,带回梵文经典400余部。义净回到长安后,在荐福寺主持佛经译场,共译经56部,230卷,是玄奘之后在佛经翻译上取得成就最大者。他还将途经海道诸国和所闻赴印度求法高僧的情况,撰成《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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