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凯鲁亚克发表了他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又叫作《法丐》。这个作品是以斯奈德作为原型的，斯奈德所翻译的24首寒山诗在这个小说中显得非常重要。在凯鲁亚克的笔下，斯奈德成了寒山的化身，二人合而为一，“这一个不可捉摸的人，在高山上，在云雾间，能摆脱一切世俗的文明的纠缠，自在、自足而冷漠，而他表面上却装疯做傻，状如乞丐”。当“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献给寒山”（Do dicate to Han Shan）的时候，寒山与斯奈德一起，被塑造成为了“垮掉的一代”的偶像，进而影响了三代美国青年。
沉寂的寒石山，肯定不能理解发生在太平洋另一端的故事，消逝的寒山肯定也无法理解在其身后千余年所发生的一切。这种方式，多少有些戏谑，多少有些离奇。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着，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能掌握的范围。或者，我们的理性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尤其是当它面对生活事实的时候。
“垮掉的一代”究竟是因为那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在风里大笑的造型而接受了寒山？还是因为喜欢那种消逝在山林中的自然品性而走近寒山？或者，其实这一切都不重要，不管是不是误解，不管是不是表面，寒山在一种非常莫名的氛围中，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范例。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不管怎样，寒山从此不再沉寂。
（三）
多年以后，寒山诗全集的翻译者，我的朋友比尔·波特无数次向我表达他喜欢寒山诗，是因为诗中所透露出来的禅境和那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感觉，从1989年开始至今，他已经到过寒石山数十次。他说，在寒石山，他可以感受到寒山的内心，他希望能在那里搭一座茅棚，陪寒山终老，因为，他觉得自己上辈子就是一个唐朝的和尚。而在美国，更是有很多诗人视寒山为兄弟。时至今日，当斯奈德回忆起当年与寒山的缘分时，他也有着类似的想法。至于事实究竟，可能并不重要。
是的，寒山曾经写诗，但是，寒山写的仅仅是他自己，而不一定就是禅诗，不一定就是世情诗。其实，怎样定位这些诗，对于寒山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他那样写着，仅是因为他想写了。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随性的寒山，除了表达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别无他意。因为，在寒石山，他只是他自己，他所要做的仅仅是自己。当一个人完全面向自己的时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那发自于内心的真诚。
我不知道，斯奈德他们是不是寒山的知音，但是，若就“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是“明眼人”。虽然，斯奈德们在对寒山诗做解释的时候是有他们自己的选择的，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需要的，但是，谁又能否认这又何尝不是对于寒山的一种认可呢？
然而，不管怎样，经由大洋彼岸的这个重新发现，寒山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故里，这样的过程多少有点跋山涉水。但是，毕竟还是回归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目光投注到这沉寂了千年的寒石山和寒山。这里，可能已经不复再有往日的那种清幽的感觉了。
2008年5月，我和钟玲女士、李钟美女士一起来到寒石山。对于我而言，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她们倒都是第一次。李钟美是韩国学者，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时候，从事的是寒山诗版本的研究，是一位颇有建树的青年学者。而钟玲则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学者，她的身上有很多的光环，香港浸会大学副校长、著名女作家、剧作家等等。而对于我来说，更为重要的，正是她将寒山从美国带回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钟玲就读于美国维斯康辛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而这期间，恰逢寒山在美国文化中受到热捧，可以说，来自寒山故国的钟玲，是这一场运动的见证者。1970年，钟玲在台湾《中央日报》的副刊发表《寒山在东方和西方文学界的地位》一文，虽然，在此前的1966年就有胡菊人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过《诗僧寒山的复活》，然而就影响力来说，远远不如钟玲一文。由此，在台湾，然后在香港和内地，寒山逐渐走入了公众视野。
寒山在中国复活了，这是当时钟玲和我说得最多的话，也是一定意义上她所给予我的最大鼓励，这种鼓励多少让我感到惶恐。而钟玲对于寒石山既有初识的欣喜，又带有深深的忧伤。因为，眼前的寒石山可能已经非寒山诗中的寒石山了，尤其是明岩，或者说寒山笔下的东岩。这一切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钟玲则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希望有一天明岩可以恢复昔日山崖、幽谷、古树的美景，让中华子孙及海外慕名而来的日本人、韩国人、欧美人士，可以静静体会寒山笔下的奇石幽谷：
余家本住在天台，云路烟深绝客来。
千仞岩峦深可遁，万重溪涧石楼台。
将来究竟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和寒山一道，都曾经来过，也许这样就足够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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