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也正是因为如此，徐灵府被称为“桐柏征君”。
[6]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六《徐灵府传》。
[7] 《全唐诗》卷八百五十二。
[8]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十《秩官（通判）门》。
[9]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八“秩官门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宋）林表民：《赤城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清）洪颐煊：《台州札记》，转引自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12] 《全唐诗》卷五百零八卷。
[13] （宋）罗愿：《新安志》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沈欢：《国清寺止观堂记》，《全唐文·唐文续拾》。
[15] （清）叶昌炽：《寒山寺志》。
[16] 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0页。
[17] （清）齐周华：《名山藏副本》卷上《台岳天台山游记》。
[18]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寒山子》。
[19] 贯休：《寄赤松舒道士二首》，《全唐诗》卷八百三十。
[20] 齐己：《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全唐诗》卷八百四十二。
[21] 李山甫：《山中寄梁判官》，《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
[22] 吴汝均：《从哲学与宗教看寒山诗》，《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三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页。
[23] 参考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偈”及“偈颂”条。
[24] 以上关于寒山诗的流传及其影响，主要参考周琦《寒山诗与史》（黄山书社1994年版）附录部分《寒山拾得史料选辑》（第71—155页），仇实《寒山诗小录》，《寒山子传记资料》第七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5] 陈慧剑：《寒山子象赞》，《寒山子研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1页。
[26] 以上对于寒山诗流和传版本的论述，主要参考徐三见先生《寒山子诗歌的流传与影响》，《东南文化》1990年第六期，以及陈耀东《唐代诗僧〈寒山子诗集〉传本研究》、《〈寒山诗集〉版本源流总表》，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前言》、仇实《寒山诗小录》等相关研究。
[27] 黄博仁：《寒山诗评》，《寒山子传记资料》第四册，台湾天一出版社1983年版，第49页。
10．西方“寒山热”
如前文所言，寒山诗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是长期没有地位的，到《全唐诗》，寒山诗才正式占了一席之地，被列为释家类之首。寒山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受到重视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白话文运动推动，以白话口语入诗的寒山及其诗也因此被重新发现并且得到了新的评价与定位。1928年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唐代早期的三位白话诗人，对寒山生平等作了详细的考察，为之大书特书。寒山亦开始因此而进入学者的视野，1938年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也同意寒山是王梵志的直接继承人，给予寒山及其诗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学的先行者。同时，余嘉锡先生在其《四库全书提要辨正》中对寒山的身份、诗和版本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如此，再1929年寒山诗也得以进入《四部丛刊》。可是之后，国内就再没有寒山其人其诗方面的文章发表，寒山及其诗似乎又被遗忘了。
大和四年（830）寒山的自然生命在寒石山结束了，可是，他的精神生命却一直没有中断。自徐灵府收集了寒山诗，围绕着寒山及其诗歌的话题绵延了一代又一代，直到如今，这或许是寒山生前所不曾想到的。生前的寂寞与死后的辉煌，在寒山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或者是应验了寒山当时在诗歌中所期许的那样：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有人》三〇五）
寒山的诗在其死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推崇，原因就在于它的那种自然、清新的风格，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寒山的精神生命所在：一个自由而又孤寂的灵魂。
从无名者到嬉皮士
一、寒山生卒年略考
隐士寒山的生平是一个谜，先贤对之做了颇多的考证，而随着寒山诗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不断受到重视，对于寒山其人的研究也不断地有新知卓见面世。随着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证明闾丘胤之序为伪作，“中唐”说成为了学界的共识。本文对于寒山生卒年的讨论，是在“中唐”说的基础上对前贤的结论略作修正。
关于寒山的生年，我们接受罗时进先生在《寒山生卒年新考》[1]中的观点。即以开元十四年（726）作为寒山的生年。对于其卒年的推定，罗时进先生的思路是正确的，即以《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作为寒山卒年。对于《寒山诗集》的结集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传统的观点，以通行本前闾丘胤序所言，推定其为国清寺僧道翘收集，结集于贞观年间。然据先贤时人的考证，已基本断定闾丘胤之序为伪序。这样，根据晚唐杜光庭《仙传拾遗》中谓桐柏征君徐灵府收集《寒山诗集》。这里，我们需要考察一下徐灵府在天台的行状。徐灵府，号默希子，钱塘天目山人，唐代著名道士，于元和十年（815）由衡岳移居天台，长庆元年（821）定居方瀛，宝历初年（825）撰《天台山记》，在其《天台山记》中，徐并未提及寒山及其诗，可见当时徐灵府对于隐居于寒岩的寒山并未听闻。其后，徐灵府开始筹划重修桐柏宫事项，自大和元年（827）开始重修桐柏宫，至大和三年（829）完工，请浙东团练观察使、越州刺史元稹书写碑文，830年四月立《修桐柏宫碑》宣告重修桐柏宫一事结束。会昌初，唐武宗诏徐灵府，徐灵府辞而不出，后即“绝粒”、“凝寂而化”，“会昌初武宗诏浙东廉使以起之，辞，不复见廉使，献言志诗云云。廉使表以衰槁免命。由此绝粒久，凝寂而化”。也就是说会昌初年（841）之后，徐灵府即以绝粒凝寂，故其收集《寒山诗集》的时间下限当在841年之前。那么上限如何确定？以上述关于徐灵府在天台时期的事件的排序而言，宝历初年撰《天台山记》时，徐灵府还不知道寒山，而此后一直到太和四年（830），徐灵府忙于重修桐柏宫，必也无心于收集《寒山诗集》。退一步而论，假设如罗时进先生所言，将《寒山诗集》结集时间上限定在宝历二年（826），那么，徐灵府在完成桐柏宫重修事项之后，曾请越州刺史元稹撰写碑文，元稹在唐代亦是以诗见长，与白居易有“元白”之称。若此时徐灵府已收集《寒山诗集》，以寒山诗之独具一格，其与元稹交涉，当不会不以寒山之诗相告。虽然这只是一个推论，但是，从逻辑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宝历年间，徐灵府之结集《寒山诗集》的可能性并不大。由此而论，其上限则当在修桐柏宫事完成之后，亦即在830年之后，830年为《寒山诗集》结集的上限。据此，我们将徐灵府编纂《寒山诗集》一事系于830年。因此，寒山卒年上限在公元830年。在寒山辞世之后，徐灵府开始收集其诗，亦是合乎逻辑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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