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4日，我出生在大急流市，当时的大急流市是个毫不起眼的城市。因为城内有数不清的家具制造公司，我们也被称为“家具市”（Furniture City）。我记得小时候见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欢迎来到大急流市，世界家具之都。”流经大急流市的格兰德河（Grand River）两岸林立着家具工厂，烟囱上写着每家公司的名称：威帝康（Widdicomb）、帝国（Imperial）、美国座垫（American Seating）、贝克（Baker），等等。那时候，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蒙洛大道和富顿街等市区主要街道，马路上还是T型车的天下，火车则依然会驶过河上的大桥。沿着富顿街由城区往东几千米，你就会来到我住的地方：宁静的林荫大道两旁竖立着双层带3间卧室的住房，零星散布着传统的杂货店，林木蓊郁的阿奎纳斯学院（Aquinas College）近在咫尺，还有许多可供玩耍的公园。
和大急流市的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一家也是荷兰后裔。在我家附近，现在仍可以听到浓重的荷兰口音：第一代移民依然会提及留在“锄国”（原文为olt country，指祖国）的家人；还会把英文字母“j”念成“y”，把“s”念成“z”。这些荷兰人最早移民到密歇根州霍兰德（Holland），然后到附近的较大城市，如大急流市寻找机会，他们胼手胝足，节俭务实，笃信新教。他们来到美国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希望可以自由地实现梦想。在一些至今仍留存的荷兰移民写给老家的信件中，移民们吹嘘着他们在美国享受的自由，而那是当时的荷兰人无法想象的。在荷兰，如果你出生时是面包师的儿子，那么你很可能一辈子都要当面包师。
艾伯塔斯·范拉尔德（Albertus Van Raalte）牧师在18世纪中叶成立了霍兰德市，当地居民至今仍会庆祝他们的荷兰传统，在一年一度的郁金香节时穿上传统服饰和木鞋。范拉尔德牧师在一封写给荷兰同胞的信里提到，到大急流市找工作的荷兰人大多缺乏技能，也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幸好，多数男人可以学着成为家具工厂的熟练工匠，而年轻妇女则可以到富裕家庭帮佣。可是，还有许多荷兰人展现了另一项荷兰特质：创业精神。美国三家大型宗教出版公司都是由大急流市的荷兰后裔所创办的。荷兰人在大急流市设立了归正福音教会（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的总部，并创办了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贺克曼饼干公司（The Hekman Biscuit Company）是在大急流市创立的，后来成为奇宝公司（Keebler Company）。你或许听说过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名叫梅杰（Meijer）的连锁超市，以及我们的国际直销公司安利（Amway），这两家公司都是由荷裔美国人在大急流市创立的。因此，我非常感激自己的荷兰血统：热爱自由，踏实工作，拥有创业精神和坚定信仰。
我出生在“咆哮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可是对于当时美国急速进步直至无比繁荣的那个动荡年代已没有印象。我的童年记忆属于那个被称为“大萧条”的年代。在我10岁时，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获取连任，他在就职演说里提醒美国人：仍有1/3的同胞没有住好、穿好、吃好。当时有1/4的美国人失业，大部分家庭都仰赖一个人挣钱。我的父亲也失业了，丢掉了电工的饭碗，有3年时间都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生计。我们没能保住他亲手建造的房屋，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美好的童年时光。
我的第一个家在海伦街上，我是在家里出生的，当时的大多数家庭都负担不起到医院生产的费用。我的第二个家在瓦林伍德大道上，我记得当时给地板打蜡是件令人高兴的差事，因为我们对用上实木地板而不是普通地板感到很骄傲。楼上有3间卧室，唯一的浴室在楼下，当时，附近的房子都是这种格局。
我的父亲西蒙失业后，我们和母亲埃塞尔、妹妹伯尼斯只好全家搬回海伦街祖父家楼上的房间，我记得我睡在阁楼梁下。父亲把瓦林伍德街的房子出租，一个月租金25美元。尽管父母对于搬家感到很难过，但我记得我把睡在阁楼当成一种有趣的冒险，而且，能跟祖父母共度更多时光也是珍贵的记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种体验给了我一种信念，并让我在日后功成名就、能为家人提供相当舒适的生活时更具感恩之心。
在“大萧条”最艰难的5年中，我们都住在那里。我们很穷，但多数邻居比我们更穷。当时，邻居在自家的一间卧室里摆了一张理发椅，我们并不觉得在邻居家里理发有什么奇怪的。那时候，10美分都算一笔大数目。我记得有一个少年在我家门口兜售杂志，哭着说要是他没有全部卖掉的话就不能回家。父亲诚恳地告诉他，我们家里没有10美分。不过，对我这个孩子来说，那些日子并不坏。在我们那个关系紧密的社区里，我很有安全感。我们住在一个荷裔美国人社区中，因此，我还有一种归属感。我在城东一个名为“砖厂”（the Brickyard）的社区内长大，那儿的3座砖厂就盖在一片黏土山丘的边上。工厂雇用这些勤奋的荷兰新移民，虽然他们大多还不会说英语，却在“砖厂”找到了欢迎他们的、有亲切感的社区。
我们的社区紧密联结，不仅是因为我们都有荷兰血统，许多大家庭住在一起，更因为房屋外观的相似性。房子又高又窄，多为两层楼，在小小的空地上一户挨着一户，只隔着窄小的车道。狭窄巷弄上的房屋鳞次栉比，大家甚至不必踏出家门就可以向邻居借东西，他们只需把身体探出去，就可以从窗口递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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