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出现异状
其实早在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之前很多年，我的心脏就出了问题。我患上了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医生向我解释说这是中风或心脏病的前兆。遵照医生的建议，我采用了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方案，同时服药以降低胆固醇指数，而且每天做运动。即使如此，我也明白，心脏疾病恶化是无法逆转或阻止的。在那次小中风后，我在检查时发现了几处血管栓塞，并被告知要去找医生商量。但是我没有，而是和孩子们在周末时参加了一项为庆祝美国建国而举行的帆船比赛，由密歇根湖航行到密尔瓦基，我担任船员。正当我在下甲板推动船帆时，我感到胸口一阵疼痛。我意识到自己出事了，在抵达密尔瓦基之后便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说：“马上坐飞机回家，我得看看你。”
我的医生路易斯·托马提斯评估了数项检查的结果，然后说：“这个假期好好休息，但假期结束后你必须开刀才能避免心脏病发作。”
接着，他进行了手术，我安然度过了8年。但在那8年间，我的冠状动脉持续出现栓塞，1992年12月初，我发生了一次大中风。医生让我在数日后稳定下来，然后把我送到了克里夫兰医院（Cleveland Clinic）去装置心脏血管支架，这在当时还是一项新技术，很少有医院会使用。我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抵达那里，托马提斯医生要求外科当天晚上就做手术。
外科主治医生说：“这么办吧，我明天一早就动手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手术很成功，可是在我中风时右侧心脏早已坏死，所以我必须注意健康和活动。在那以后，我走不了多远便会感觉疲劳，还必须定期复诊，抽取体内的积水，因为心脏已无力将体液输送到全身。在抽取积水后，我的体重会减轻5.4~6.8公斤。
1992年初，我经历了一次脑中风，由于体力损耗，心脏状况又大幅限制了我的活动，我辞去了安利总裁的职位，要求长子狄克接棒。这也是我的福分，因为狄克接班以后，我对公司的未来不再感到有压力，但我必须接受生活方式突然间受到严重限制的现实。我走上1米便会感觉疼痛，必须坐下。
我的心脏科医生瑞克·麦纳马拉（Dr. Rick McNamara）说：“你的心脏正在逐渐衰竭。”到了1996年底，他和托马提斯医生把我和海伦找去，告诉我们，如果我想活下去，就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
那真是一记晴天霹雳。我一直在忽视自己的病情，走路不稳，也无法长时间行走，无法做事，但我一直假装一切正常。可是，人生无法如常，我需要一颗新的心脏。
关键在家人支持
关于手术的每件事都要预先安排，这是我未曾经历过的。托马提斯医生在两三年前便已联络过美国的每一家移植中心，询问他们能否考虑为我移植心脏。除了年龄因素，我还经历过脑中风、心脏病，又有糖尿病，是接受移植手术的高风险人群。除此之外，我的血型还是较少见的AB型Rh阳性，这使得合适的捐赠者人数锐减。可是托马提斯医生说，他认识的一位伦敦的心脏外科医生愿意见我。马格迪·雅库爵士（Sir Magdi Yacoub）是哈尔菲尔德医院（Harefield Hospital）的心脏外科医生，以在移植领域的先进研究而闻名，是位技术高超、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托马提斯医生说，他是我唯一的机会，但是雅库医生要先与我见面，才肯收治我这个患者。他有我的病历，也了解我的病情，但仍想先见我一面。我的儿子狄克两年前便已到伦敦和他见过面，当时，狄克把我的病历交给了他，并请他考虑把我列入等待移植者的名单。
我记得在圣诞节前夕向儿孙们宣布，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我无法告诉他们任何细节，只能把医生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海伦和我很乐观地对大家说：“我们要去伦敦等待新的心脏。”如今回想起来，我十分讶异，因为这其中有太多问题。在了解捐赠心脏和配对的复杂性之后，我才真正明白，医生能告诉病人他们已等到了一颗新的心脏有多么困难。医生和病人都只能怀抱希望等待而已。
我们抵达伦敦后，雅库医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想活下去？你已经活了很久了，”他说，“你的生活已经够圆满了，为什么还想活得更久？”
我告诉雅库医生：“我有一个好妻子，4个成功的子女，我要为他们活下去，我还有一大群孙子孙女，我想看着他们长大。我想尽一切所能帮他们成家立业。”
我现在明白了，雅库医生是要借此来判断我是否有意志力撑过这次大手术和随后的康复过程。我是否有必需的条件？是否能获得支持？是否有家人？是否有人关心我，我是否有关心的人？这些都是撑过这种手术的必要条件。你能否活下来不只与你的心脏状况有关，还与你的意志以及信仰有关。有家人和朋友一直在为我祈祷，我明白自己获得了我需要的力量。
等待器官捐赠的日子
在这次会谈之后，雅库医生检查了我的心脏，尽管他已经知道所有该知道的事。然后，他看着我说：“好，我会看看我能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等待听到的话。我问出了心中最大的问题：“你觉得我们要等多久才会找到捐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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