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内肯圈子中，维内肯也享有领袖的地位。本雅明对他推崇备至。本雅明曾表示：“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的人相信：未来的世代将会念着你的名字。……我们把你称作思想的肩负者。”(17)但是，本雅明逐渐发现自己与维内肯的分歧。
青年运动是“一个非政治的世界，但已经孕育着分裂、抗衡、对垒的契机”(18)。政治化倾向在维内肯圈子中也显露出来。1913年到1914年冬天，“青年论坛”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开端》的编辑巴尔比宗（Georges Barbizon）一派要求参与政治，希望谋求政党的支持，主张组织罢课等。本雅明和一些朋友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不介入”的非政治立场。随后，双方不仅展开了笔战，而且个人关系也随即恶化。本雅明给维内肯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公开信”。他表示自己坚持维护纯粹的青年团体，宣布脱离“青年运动”。(19)以后，他不再给《开端》撰稿，并退出“青年论坛”。本雅明与维内肯的关系也开始疏远。他认为，甚至维内肯也本末倒置，把运动本身当作目的。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至少我以及几个朋友越来越远离维内肯提出的教育观念。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曾经是——或许依然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曾经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他的理论继续落后于他的眼光。”(20)
1914年初，本雅明当选为柏林自由学生会的主席。他竭力推行自己的精英主义青年文化纲领。春夏之际，他先后在柏林和魏玛发表演讲。他抨击资产阶级社会的伦理要求：家庭、职业和社会责任感等，要求为青年的创造力开辟自由空间。但是他反对卷入社会政治斗争。他认为：“大学生的精神体验与他对工人子弟的慈善心之间……没有真正的内在关联。”他宣称：“实现学生和大学的历史地位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哲学体系。”“由于实现这一纲领的可能性尚不具备，唯一的任务就是通过理解把未来的形式从现在的被歪曲形式中解放出来。批判思维完全致力于这一任务。”(21)但是，本雅明的主张遭到否定。
德国知识界和青年还沉溺于精神探索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爱国主义狂热席卷了全国。非政治的青年运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本雅明也报名参军。但是据他事后的解释，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对战争的热情，而是为了和思想相投的朋友在一起”(22)。此时，发生了一个令本雅明感到震惊的事件。8月8日，他的朋友弗里兹·亨勒（Fritz Heinle）与其女友因厌恶战争而在“青年论坛”会堂一起自杀。本雅明收到他们写的遗书：“你会发现我们躺在会堂里。”他回忆说：“亨勒是一个诗人，是我仅见的一个不是生活在‘实际生活’中而是生活在他的作品中的诗人。他死时年仅19岁，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出路。”(23)美好的青春年华因战争而被葬送，这使本雅明冷静下来。9月和10月再次征兵时，他佯称有病，获得一年的延期。
年底，维内肯发表声明《青年与战争》，号召青年参战。本雅明对维内肯完全失望了。1915年3月，他再也按捺不住，给维内肯写了一封绝交信，宣布：“我完全绝对地与你分道扬镳。”他先感谢维内肯曾经给他“指引了通向精神存在的道路”，接着就指责维内肯变得神志盲目：“你是用青年向国家献祭。……但是，青年只属于那些明智的、热爱他们的人，只属于他们心中的思想。思想已经从你的罪过之手中溜走了，并将继续饱受无言之苦。现在我从你手中接管的遗产是属于有思想的生命的。”(24)至此，本雅明彻底脱离了青年运动和维内肯圈子。
本雅明后来在《柏林记事》中回忆了当年的“青年论坛”会堂，并对“青年运动”做了总结性反思。他认为，青年论坛的参加者是“资产阶级柏林的最后一批真正精英”。他们与无产阶级青年的居住区近在咫尺却毫无来往。“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柏林这个城市后来再也没像当时那样深深地渗透进我的生活。当时我们相信，只要改革了它的学校，只要消灭了它的居民中父母对孩子的不人道，只要在城市中创造出一个可以高声诵读荷尔德林或格奥尔格的诗句的地方，这个城市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是最后一次不改变环境而改变人的态度的英勇尝试。”“当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聚会远比今天更普遍，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感到了这种局限性。尽管还需要长时间那种认识才会成熟：不首先摧毁国家就不能改善学校和家长制家庭。”本雅明声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亨勒之死，他终于认识到：“柏林这个城市也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争取更美好秩序的斗争的创伤。”(25)
这番话是在1932年写下的。本雅明把自己认识的成熟时间提前了。当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时，本雅明还没有达到那种认识：“不首先摧毁国家就不能改善学校和家长制家庭。”相反的，他此时是坚持“青年文化”的纯洁性和神秘主义的唯灵论。他极力逃避战争，同时他也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发生兴趣，但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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