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Irving Wohlfarth：“On Some Jewish Motifs in Walter Benjamin”，转引自Susan A．Handelman：Fragments of Redemption，p．69。
(11) Correspondence，p．81．
(12) Ibid．，p．88．
(13) Correspondence，pp．97-98．
(14) W．Benjamin：“On the Program of the Coming Philosophy”，G．Smith：Walter Benjamin：Philosophy，History，Aesthetics，pp．1-12．
(15) 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59．
(16) 转引自Gary Smith：“Thinking through Benjamin”，Walter Benjamin：Philosophy，History，Aesthetics，p．xiii。
(17) Correspondence，p．86．
(18) Correspondence，pp．88-89．
(19) Ibid．，p．125．
(20) Ibid．，p．136．
(21) 关于《浪漫主义》一文的评述，主要依据J．McCole：Walter Benjamin and Antinomies of Tradition，pp．81-114。
(22) Correspondence，p．139．
(23) 参见G．Steiner：“Review of Gesammelte Schriften”，TLS，October 25，1974。转引自G．Smith：On Walter Benjamin：Gritical Eassays and Recollections，p．133。
第五章 救世主义与政治
在本雅明埋头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欧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本雅明来说，几年来不谈政治的禁忌也打破了。1918年11月，本雅明在给朔勒姆的一封信中第一次谈到现实政治：“昨天我得到巴伐利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由于24小时总罢工（抗议为阻止革命骚动而实行普遍征兵动员），瑞士所有的报纸都未出版。我不知道此时有什么进展。”(1)接着，在朔勒姆几次到瑞士探访本雅明时，俄国革命和德国、奥地利的一系列政局变化都成为重要话题。朔勒姆拥护“穷人的专政”，而本雅明坚决反对“专政”的概念。他和朔勒姆都同情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朔勒姆认为共和制优于君主制。本雅明则认为，孰优孰劣只能视环境而定，即便在当时条件下君主制也可能是一种可被接受的合法政体形式。(2)
1919年初，本雅明在伯尔尼结识了巴尔夫妇。巴尔（Hugo Ball，1886—1927）是达达派创立者之一，也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一战期间移居瑞士。他的妻子亨宁斯（Emmy Hennings）是表现主义诗人。战争期间，巴尔和布洛赫都为德国和平主义刊物《自由报》撰稿。巴尔还写过一份言词激烈的小册子《德国知识分子批判》。经巴尔介绍，本雅明认识了布洛赫。(3)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也出身于同化的犹太人家庭。他在青年时代也积极投入到反抗实证主义和进化论的浪漫主义思潮中。他的思想广阔而博杂，既带有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倾向，又有柏格森主义色彩，而且爱好东方学，迷恋秘术和非教义的宗教心理表现。他还研究物理学，涉猎诗歌、绘画、音乐和戏剧等。他在柏林大学的哲学导师是齐美尔。当齐美尔转到海德堡大学时，他跟随前往。在那里他结识了韦伯，而且同卢卡奇成了密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918年布洛赫发表《乌托邦的精神》，阐发了他的美学思想和社会哲学思想，鼓吹一种混合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救世主义。布洛赫所谓的乌托邦不是在贬义上指不能实现的空想，而是指人们应积极促成的完美境界。他认为，完美境界是潜在的，只有借助人们的创造活动才能实现。乌托邦存在于我们的实际经验之中，但更是存在于世界的彻底改造、弥赛亚的降临之中。乌托邦哲学不应是等待的末世学，而应是奋斗争取的哲学。它不是沉思，而是行动，不是理性的表现，而是意志的表现。过去救世主义向我们许诺了一切，而实现的唯一可能性是凭借我们自己的力量。上帝不能保证我们成功，因为上帝是有待实现的乌托邦的一部分。布洛赫认为，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与乌托邦精神相符合的，但是它还不够勇敢大胆，因为它过于相信历史的非人格机制。《乌托邦的精神》还从救世主义的角度来理解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称之为俄国的“古罗马执政官尊奉基督为皇帝”的行动。(4)在布洛赫的救世主义中，音乐经验占据着重要位置。他认为，可以从音乐经验中发现人们的乌托邦冲动。
本雅明见到布洛赫时还没有读过这部著作。布洛赫告诉他，原来的书名是《音乐和启示录》，现在的书名是出版商为了吸引读者而改定的。布洛赫还告诉他，自己正在写另一部巨著《理论救世主义的体系》。
布洛赫对本雅明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他和巴尔曾鼓动本雅明投入政治活动。尽管本雅明婉言谢绝，但政治越来越进入他的视野。1919年4月，共产党人领导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遭到血腥镇压。本雅明所尊敬的一位哲学家诺埃格拉特（Felix Noeggerath）也被捕了。本雅明为此感到不安。夏天，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消息传来。本雅明最关心的是卢卡奇的命运。当时盛传卢卡奇已经被捕，而且可能会被枪杀。卢卡奇是布洛赫最亲近的朋友。本雅明也读过卢卡奇的一些著作，如《悲剧的形而上学》和《小说理论》，对卢卡奇十分赞赏。
9月，在布洛赫的请求下，本雅明允诺为《乌托邦的精神》写书评。这篇书评到第二年才写成，几经辗转，未能发表，最终丢失。但是从本雅明的书信和其他文字中可以了解到本雅明的基本倾向。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认真阅读布洛赫的书，可能要公开赞扬书中的优点，但这不是为了这本书，而是为了作者。遗憾的是，这本书不是处处值得赞同。诚然，有时它使我很不耐烦。但作者的确已经超越这部著作。”(5)在另一封信中，本雅明表示，书评基本上是对原书的详细转述，并隐含着他的批评：“（这篇书评）极其细致、极其学术化、极尽溢美之词，也隐含着尖锐的批判。……因为这本书的某些阐述符合我自己的信念，但绝不符合我的哲学观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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