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对超现实主义的兴趣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化研究《巴黎拱廊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写完《莫斯科》之后，他试图用同样的新历史观念——“辩证的想象”——来描述巴黎的风貌。从1927年4月起，他与翻译普鲁斯特作品的合作者赫塞尔（Franz Hessel）就一起搜集资料。最初，他只是打算为报纸写一篇城市速写，后来扩展为大约50页的写作计划。阿拉贡于1926年发表的小说《巴黎的乡下人》给了他一个“决定性的推动”(9)。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的情节是在巴黎的一个拱廊——歌剧院拱廊——展开的。这个拱廊已经拆毁。它的消失激发了阿拉贡写作这部小说。而阿拉贡的描写和论述使本雅明产生共鸣。他后来说：“晚上，我躺在床上读这部小说，每一次读不了两三页，因为我的心跳极其剧烈，只得把书放下。”(10)
本雅明从阿拉贡等超现实主义作家那里获得一种启示。在他看来，现代大都市正是资本主义最集中的物化体现，在大都市中的生存状态显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化特征。本雅明尤其感兴趣的是大都市一度繁华但已衰落或不复存在的市景。因为流行的现代性观念是基于一种直线进步观，把现代与前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把现代视为前现代的绝对替代，同时把现代视为永远翻新也是永远如此的状态。但是在本雅明看来，前现代（即历史）的永恒因素存在于现代之中，现代性的神话不过是古老神话的一种重复，这种神话也在不断地破灭。他认为，超现实主义作家恰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非永恒性和非神圣性：
“在这个物的世界的中心，矗立着各种物体的梦幻城市——巴黎。但是只有造反才能彻底暴露其超现实主义面孔（被遗弃的街道——在那里，哨声和枪声决定着最终结果）。除了城市面貌，没有其他任何面孔是真正的超现实主义的。德·基里科（De Chirico，1888—1978，意大利画家——引者注）或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德裔法国画家、雕刻家和真实派创始人——引者注）的绘画没有一幅能够表现这个城市内的要塞的高耸陡峭。为了掌握它们的命运，为了在它们的命运中、在要塞人群的命运中掌握自己的命运，人们必须超越和占领这些要塞。娜佳就是这些大众的一个标本，就是激发他们革命的那种东西的一个标本：‘巨大的、活跃的、轰鸣的无意识只是激励我采取令人信服的行动，在这种意义上我总是想证明，它永远支配着我的一切。’在此我们看到这些要塞的名单，从莫贝尔广场（Place Maubert）——没有比那里更肮脏的地方了，但是那里依然保留着全部象征意义——到‘现代剧院’（Theatre Moderne）——我很遗憾自己不熟悉那个地方。但是在布勒东对它的顶楼酒吧的描写中——‘十分黑暗，树枝搭成的隔间就像是无法进入的隧道——接待室就像在湖的底部’——有某种东西把我的记忆带回到老公主咖啡馆最隐秘的房间。它是在第一层的密室，蓝色灯光下坐着一对对的人。我们称它为‘解剖学校’；它是专为情侣设计的最后一家餐馆。在布勒东书中的类似描写中，照相技术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参与进来。它把街道、大门、城市街区都变成一部垃圾小说的插图，使这种古老建筑脱去平庸的炫耀，而以一种最质朴的强度注入所描写的事件，就像旧式女佣读物，插图上有注明原书页码的引文。而且，这表现的巴黎各个部分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之间的旋转门。”
“超现实主义者笔下的巴黎也是一个‘小宇宙’。也就是说，在大宇宙中，一切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区别。在那里也有十字路口，鬼魂般的信号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闪烁着，事件之间不可思议的相像和联系成为白日的秩序。超现实主义的抒情诗正是从这个区域向人们报道情况。”(11)
本雅明开始搜集19世纪巴黎建筑的资料。他做了许多笔记，内容包括从早期的、已经拆毁的歌剧院拱廊直至新建的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拱廊。
犹太文化研究也依然是本雅明的一个可能选择。在朔勒姆的安排下，本雅明会见了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校长马格尼斯（Judah Leon Magnes）。本雅明表示自己愿意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希伯来文的犹太文学经典，愿意去耶路撒冷，不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本雅明介绍了自己的学术工作。他解释了自己对德国浪漫派、荷尔德林和歌德的研究，谈到自己对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作品的喜爱以及有关翻译工作。他说，正是翻译工作促进他的哲学和神学思考，而且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身的犹太特性。他甚至说，他是把犹太教的宗教世界作为自己研究的中心。他明确表示愿意到耶路撒冷做一年研究，并在那里试探在大学任教的可能性。马格尼斯不仅是一个具有广泛视野的犹太学者，在政治上也极其左倾。他对本雅明的印象很好，请本雅明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朔勒姆与他保持联系，并打算给本雅明先期在欧洲学习希伯来文提供一些津贴。
1927年11月，本雅明返回柏林。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萦绕着《巴黎拱廊研究》计划。1928年1月，他给朔勒姆的信中报告了他与马格尼斯的联系情况：“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来致力于希伯来文化研究。”但是，他表示这要等到“极其重要的、也极其没把握的论文《巴黎拱廊：一个辩证的童话剧》”(12)完成以后。5月，他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写道：“我几乎完全投入到巴黎拱廊的研究中。我对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有一个明确的想法，但是恰恰在这里，试图把一种理论视角与观念材料完美地结合起来，变得极其危险。诚然，我不应该仅仅依靠经验，而且应该从一种令人意外的角度来验证某些对历史意识的重要见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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