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本雅明的书信公开发表，人们对他的生平故事可以做出一个大概的描述了。人们确实可以说他的生平就是一系列碎片，因为几乎毫无疑问，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但问题在于，他很清楚这种神秘的介入，这“弱点和才能巧合”之处——他在普鲁斯特身上准确地看到这一点。当他完全肯定地引用雅克·利维埃尔（Jacques Riviere）对普鲁斯特的评论时，他当然也是在谈论自己：普鲁斯特“死于不谙世事，而正是那种不谙世事使他能够写出他的作品。他死于无知……因为他不知道如何生火或打开窗户”（《普鲁斯特的形象》）。与普鲁斯特相似，他完全没有能力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即使当生活条件即将把他压得粉碎”。（他就像一个梦游者，他的笨拙始终把他引向厄运的旋涡或潜伏危机的地方。例如，1939—1940年秋天，轰炸的危险使他决定离开巴黎到一个安全地方。结果，没有一颗炸弹落到巴黎，而本雅明去的莫城［Meaux］却是一个军队集结地，很可能是当时那场虚假战争的几个月期间法国最危险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但是与普鲁斯特相似，他完全有理由为这灾祸而庆幸，诵读那首儿歌末尾的奇特祷词：
哦，亲爱的孩子，我请你
也为小驼背祈祷。
回顾他的一生，甚至从使本雅明步入作家生涯的第一个幸运事件中，就可以看到那个由美德、天赋、笨拙和灾难编制成的无法解脱之网。通过一个朋友的大力帮助，他才使《论〈亲和力〉》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新德意志评论》上发表（1924—1925）。这篇论文是德国散文的杰作，在德国文学批评领域和歌德研究领域至今占有独特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前，它已被多处拒绝。正当本雅明几乎已经无心再“寻找接受者”时，霍夫曼斯塔尔给予了热情的肯定（《书信集》第1卷，300页）。但是，当时有一个关键性的厄运显然从来没有被充分认识，这一厄运在当时必然与这个机遇联系在一起。这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突破本来应该导致唯一的物质保障是获得大学教师资格。这是本雅明当时正在争取的教授生涯的第一步。诚然，这种工作还不足以使他维持生活——所谓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是没有薪水的。但是这很可能使得他的父亲供养他，直到他获得正式的教授资格。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做法。现在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会担心在一个并非古怪的大学教授指导下的教授资格论文会以一场失败告终。有关人士后来宣称，他们对本雅明提交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个字也看不懂。这种话确实可以当真。他们怎么可能理解这样一个作者？对于他，最值得骄傲的是“基本上由引文构成的写作——难以设想的最疯狂的拼贴技巧”；他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这篇论文6个部分前面的格言上：“任何人……都不能收集到不多不少的最珍贵的（格言）。”（《书信集》第1卷，366页）这就好像一个真正的大师，只要在最近的交易中心陈列自己的作品，就能使某些独特的东西变成时髦。的确，这里不涉及反犹主义，也不涉及排斥异己的态度——本雅明是在战争期间在瑞士获得本科学位，不是任何人的学生——也不涉及通常学院派对非平庸东西的猜忌。
然而，正是在这里，笨拙和厄运相伴而至。在当时的德国，有另外的方式。正是本雅明的论歌德的论文破坏了他步入教授生涯的唯一机会。与本雅明的许多著述一样，这篇论文出自于论战的动机，其锋芒指向弗里德里希·贡多尔夫写的歌德传。本雅明的批判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可能是期望不是从“正统机构”而是从贡多尔夫和斯特凡·格奥尔格圈子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更多的理解——他从青年时代就很熟悉这一集团的精神世界，而且他可能并不想通过成为这个圈子的成员而获得学术声誉——当时这个圈子有人开始在学术界获得相当令人心满意足的立脚点。然而，他不应该如此激烈地抨击这个圈子最显赫、最有才能的学院成员，因此，正如他后来回首往事时解释的，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与学院……与像贡多尔夫或恩斯特·贝特拉姆这样的人建立的纪念碑……难以相处”（《书信集》第2卷，523页）。的确，这就是症结所在。在本雅明获准进入大学教书之前，他的蠢笨或他的厄运已经向世界宣告了这一点。
人们当然不能说他是有意地忽视必要的谨慎。相反，他懂得“笨先生发出问候了”，而且他比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更小心谨慎。但是他的预防危险的系统，包括朔勒姆提到的“中国式的礼节”(2)，却总是以一种奇特神秘的方式，使他忽视真正的危险。正如战争开始时他离开安全的巴黎，跑到危险的莫城——几乎是前线，他的歌德论文在他心中激起的是完全不必要的担心：怕霍夫曼斯塔尔误解文中对该杂志一个主要撰稿人鲁道夫·博尔哈特（Rudolf Borchardt）的极其谨慎的批评。而对于读者会发现文中“对格奥尔格集团意识形态的批评……这个他们很难忽视的抨击”（《书信集》第1卷，341页），他只是期待将会产生好的结果。他们根本不难发现这一点。因为没有人像本雅明那样与世隔绝，他完全是孤独一人。即便是霍夫曼斯塔尔这样的权威——本雅明在最初的幸福之感来临时称他为“新的保护人”（《书信集》第1卷，377页）——也无力改变局面。他的声音很难与格奥尔格集团的强大力量抗衡。后者尽管有许多实体，但它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联盟，而只有意识形态，而不是地位和品德，才能把一个集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格奥尔格的追随者们做出超然于政治之上的姿态，但是他们完全精通文人手段的基本原则，正如教授们精通学院政治的基本原理，报刊文人精通“一报还一报”的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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