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雅明的回忆里，商业活动也把父亲变成两面人。平时，父亲待人温文尔雅，但是当父亲用电话进行交易活动时则露出一副暴戾嘴脸。本雅明在根据《柏林记事》改写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对此做了更形象的描述：“我的父亲与官僚机构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对申诉部门发出的威胁和谩骂。但是，他真正的亢奋时刻是摇电话机柄。他会连续几分钟做这件事，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此时，他的手就像是屈服于酒色的托钵僧。但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确信，在这种时候，接线员会受到电击般的威胁，作为对他拖延的惩罚。”(9)
虽然本雅明没有直接谈及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但是在回忆大学期间的“青年运动”时说，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对待孩子的粗暴。这可能也暗指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压抑。
学校是本雅明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社会机制。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充满了批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带有军国主义特点。恺撒·腓特烈学校尤其如此。在本雅明看来，它是以军队为模式，把学生当囚犯。他进入学校后，觉得自己“无可挽回地陷入这一空间的权力之下”，被一种“我必须成为一个军人”的无形要求所控制和折磨。他在描述这座学校的陈旧建筑时说：“在我的记忆中，对教室的确切情况几乎已经毫无印象，除了那些监狱的象征：结霜的窗户和门上方做工粗糙的木刻装饰物。”
本雅明厌恶学校的纪律。学校在低年级仍然实行旧式纪律——“鞭笞，调换座位和关禁闭”。本雅明说，在学校期间，这种纪律产生的恐怖从未从他心中消失。他也讨厌一年4次交给家长的成绩报告。他尤其反感打断学习的各种活动：到乡村郊游、竞赛，特别是每年柏林地区举行的校际竞赛。后者是“在囚徒基础上决定最佳团队”。本雅明从小动作迟缓，在这些活动中力不从心。他说：“我从来不属于这种学校团队。”
本雅明从小就萌生一种对人群的恐惧。学校生活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他描述自己在学校里上楼梯时的感觉：“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靴子和小腿，我的耳朵里只有上百只脚的擦地声，我经常被这种人群的拥挤所震撼。这时，就好像随着母亲在城市的行人中一样，孤独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的唯一适当的状态。”
“学校的整个气氛是压缩凝固的。”本雅明感到很难适应。他在描述学校的礼堂时说：“在这里（指礼堂），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我在自己的记忆中只找到一些完全固定的词语、表述和句子。……它们给我留下的是那种大集体与我个人的冲突的印记。”
本雅明感到“忧郁和压抑”。他说：“自从离开（恺撒·腓特烈学校）后，我再也没想回去过。”
当本雅明用阶级观点回顾时，他承认，幼年时对社会分裂的认识是模糊的。他谈到儿时过圣诞节的情景时写道：“圣诞节来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儿童眼中，它同时也把他的城市分成两个强大的阵营。但这里不存在被剥削者及其统治者之间不可协调的对立的真正阵营。……圣诞节来了，它把儿童分成两种人：一些孩子在波茨坦广场的货摊前跑来跑去，另一些孩子则在家里奉献自己的玩偶和家禽，卖给同龄的孩子。圣诞节来了，与之俱来的是一个庞大的、陌生的物品世界。”
当本雅明的性意识萌发后，他对妓女产生了色情幻想。由此他也开始面对社会的不幸和犯罪。他概括说：“无疑，第一次跨越自己阶级门槛的意识，也包含了几乎无法控制的想在街上公开勾搭妓女的想法。但是，这里跨越的不仅是社会界限，而且是地理界限，因为整个街道网络都在妓女的引领下而洞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极度反感学校生活、陷入青春期苦闷与烦恼之中的少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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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232～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参见沃尔特·拉克著，徐方、阎瑞松译：《犹太复国主义史》，第一章，上海，三联书店，1992。
(3) 参见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18。
(4) 参见G．Scholem：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p．35。
(5) 参见W．Benjamin：“A Berlin Chronicle”，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326。
(6) 《柏林记事》写于1932年。英译文“A Berlin Chronicle”，见W．Benjamin：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pp．293-346。本章以下有关引文除注明者外均出自此文。
(7) 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0，p．278．以下简称Correspondence。
(8) W．Benjamin：“The Image of Proust”，Illuminations，p．204．
(9) 转引自B．Witte：Walter Benjamin：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p．16。
第二章 青年运动
年轻的本雅明在20世纪初的青年运动中看到一种希望。
自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乃至欧洲）的思想文化界正经历着剧烈的嬗变。正当整个社会为物质生活的迅速提高而陶醉，理性主义和科学获得无上权威之时，知识界却兴起了反抗实证主义的潮流。叔本华尤其是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和文化悲观主义在知识阶层中开始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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