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这一切多么令人恼火，这个城市本身就足以补偿一切。本雅明早在1913年就发现，它的林荫大道是由一幢幢房子构成的，这些房子“似乎不是为了居住建造的，而是像是石头布景，让人们在中间散步”（《书信集》第1卷，56页）。人们可以围绕着城市的旧城门转一圈。这个城市依然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风貌，沉重的城墙防御着外敌。它是一个内部世界，但已没有了中世纪狭窄的街道。它是一个讲究排场地设计和建造的露天内部世界，天空就像一个宏伟的拱顶笼罩着它。“这里全部艺术和全部活动最精致的东西是，它们使少数原初的、自然的残余物保持了它们的光辉。”（《书信集》第1卷，421页）的确，前者使后者获得了新的光彩。房屋外墙整齐地排列在街道两旁，就像是建筑物的内壁，使人在这个城市里比在其他地方更有被保护的感觉。拱廊把林荫大道联结起来，遮蔽着恶劣的天气。它们对本雅明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把自己关于19世纪及其首都的研究计划简单地称作《拱廊》。这些通道确实是巴黎的象征，因为它们既是外表同时又是内部，因此以一种浓缩的形式体现了它的真正性质。一个外来人在巴黎会有家园感，因为他可以用生活在自己的四壁之中的方式居住在这个城市。一个居住在公寓里的人为了在里面生活，而不仅仅是为了睡觉、吃饭和工作，就会把它弄得很舒适。同理，一个居住在城市里的人也会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游逛，街道旁林立的咖啡馆使他可以驻足小憩。他与城市的生命——漫步者的人流——擦肩而过。至今巴黎依然是让步行者能够舒适地漫游全城的唯一一个大城市。它的生机比别的城市更多地依赖于街道上的行人，因此现代汽车交通对它的生存的威胁，绝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原因。在美国郊区的荒地以及许多城镇的居住区，街道的全部生机都表现在公路上，人们只能在旁边的人行道上行走，现在更是被挤到小径上。在上面行走数公里都可能遇不到一个人。这种情况与巴黎正好相反。其他城市都很不情愿地允许社会的多余人的行为——游荡、闲逛，而巴黎的街道实际上欢迎所有的人这样做。因此，甚至从第二帝国以来，这个城市就成了所有不必忙于生计、不想追逐功名以及没有实际目标的人的天堂，波希米亚人的天堂。它不仅是艺术家和作家的天堂，也是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人的天堂，因为他们或者不能在政治上被同化（背井离乡或没有国籍），或者不能融入社会。
巴黎的这种背景逐渐成为青年本雅明的一个决定性经验。如果不考虑这种背景，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闲逛者会成为他的著作中的关键形象。这种漫游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思维的节奏，这或许最清晰地体现在他的走步特点中。麦克斯·雷奇纳曾描述说：本雅明的特点是“走走停停，二者奇怪的混合”(10)。这正是闲逛者的步态。它如此引人注目，因为与丹蒂和势利小人一样，闲逛者在19世纪最自在。这是一个有保障的时代，上中层家庭的子弟无须工作就有一份收入，因此他们无须忙碌。正如这个城市教本雅明学会闲逛这种19世纪漫步和思考的秘密方式，它也很自然地培养了本雅明对法国文学的情感。而这必不可免地使他疏远了循规蹈矩的德国知识分子生活。他在1927年给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写道：“在德国，我觉得在我同代人中间我的努力和兴趣是完全孤立的，而在法国则存在着某些力量——如作家季洛杜，尤其是阿拉贡，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我看到我所感兴趣的东西。”（《书信集》第1卷，446页）当时他刚刚从莫斯科归来，相信在共产主义旗帜下难以开展文学事业，因此他开始加强他的“巴黎阵地（地位）”（《书信集》第1卷，444～445页）。（8年前他曾经说到法国诗人贝玑［Peguy］在他心中唤起的“难以置信的亲切感”：“还不曾有别的文字作品如此亲切地打动我，给我这样一种同感。”［《书信集》第1卷，217页］。）当然，他想加强任何东西都没有成功。成功本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外国人——至今在巴黎仍然把不是出生在法国的人都称作外国人——才可能占据“地位”。另一方面，本雅明被迫进入一种在哪里都不存在的“地位”。它实际上是无法归类的，无法确定的，直到以后也是如此。这就是“桅杆顶端”的地位。从那里比从安全的港口更容易观察到暴风雨般的时代。然而，无论是从不面向大海的人还是能够在暴风雨中活动的人都很难注意到这个既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逆流搏击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这个地位正是以卖文为生的自由作家的位置。但是，似乎只有雷奇纳注意到，本雅明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充当自由作家的，因为“他并不经常发表东西”，“让人搞不清楚的是……他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经济来源”(11)。雷奇纳的怀疑从各方面看都是有道理的。不仅在流亡前他有“其他经济来源”，而且在自由写作这一招牌的背后，他过着一种尽管经常陷入困厄但却相当自由的“文人”生活。他的住处是一个小藏书馆。这些藏书是他踏破铁鞋搜集来的，但绝不是为了使之成为工作手段。它们构成了一个宝库。正如本雅明经常说的，证明其价值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从来没有读过它们。也就是说，这些藏书被确保不被使用，或者说不被用于任何专业。这种生存状态在德国是前所未闻的。几乎同样前所未闻的是，本雅明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从事的职业：不是用皇皇巨著来赢得荣誉的文学史家或学者，而是这样一种评论家和随笔作家，他甚至认为随笔形式也过于庞杂冗长。如果不是按字数付酬的话，他宁愿选择格言形式。当然他并非不知道他的专业抱负是要实现当时德国根本没有的东西。尽管前面有利希滕贝格、莱辛、施莱格尔和尼采的例子，但是格言体从来不被赏识，而且一般人都认为评论文章是一种不体面的攻击，顶多放在报纸的文化版上供人消遣。无怪乎本雅明使用法文来表达自己的抱负：“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成为最伟大的德国文学评论家。问题是，在德国过去50多年里，文学评论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严肃重要的文体。如果想在评论领域里建立一种名声，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把评论重新建设成一种文体。”（《书信集》第2卷，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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