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雅明，父亲每月给的津贴毕竟是唯一可获得的收入。父亲去世后，为了获得一份收入，他准备或打算去做许多事情：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这能对他们有所帮助的话，他可以为每月拿到300马克津贴去学习希伯来文；或者如果为了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而别无选择的话，他可以为了拿到1000法郎津贴而借助各种中介装饰来辩证地思考问题。值得赞赏的是，尽管他穷困潦倒，但他后来对这两件事都没做。另外，朔勒姆的无限耐心也同样值得赞赏。朔勒姆极其努力地从耶路撒冷大学为本雅明争取学习希伯来文的津贴。这也使得他拖延了几年。当然，没有人会仅仅为了他天生适合的“文人”地位来赞助他。无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不到，也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地位的独特前景。
今天，“文人”（Homme de Lettres）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无害的、边缘的形象，他似乎相当于总是具有一点喜剧色彩的“独立学者”的形象。本雅明觉得自己很亲近法语。对于他，这种语言成了辩护他的存在的“一种托词”（《书信集》第2卷，505页）。因此他可能知道“文人”起源于法国革命前，也知道“文人”在法国革命中非凡的经历。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Ecrivains et Litterateurs）不同（《拉鲁斯词典》也把他们定义为“文人”），这些“文人”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文人”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文人”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Montaigne）的世俗智慧，帕斯卡（Pascal）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在此我们不能讨论18世纪把“文人”变成革命家的环境，也不能讨论19和20世纪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分裂成“有教养的”阶级和职业革命家。我之所以提及这一历史背景，仅仅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因素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与革命和反抗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文人”消逝前夕，仿佛“文人”形象注定要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全部潜能，尽管——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以这样一种灾难方式丧失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从而使纯粹的精神热情能够完全地展现其最引人注目的潜能，使得“文人”这一形象如此可爱。
的确，有种种原因使本雅明反抗他所出生和成长的德意志帝国时期德意志—犹太人社会环境，也不乏理由使他采取反对魏玛共和国的立场。他在后一时期拒绝从事一种职业。在《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本雅明把他出生的房子描述成一个“早就为我准备的陵墓”（《选集》第1卷，643页）。很典型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和古董商；他的祖父母一代，有一个是正教徒，另一个属于新教教派。“童年时代，我是旧的和新的两个西区的囚徒。当时我的家族居住在这两个区。他们既顽固执著，又充满自信。这种态度把它们变成一个‘格托’（译注：中世纪犹太人隔离区）。他们却把它当做自己的采邑。”（《选集》第1卷，643页）这种顽固执著表现在对他们的犹太特性的态度上。也只有顽固执著才能使他们固守它。自信则出自他们在非犹太人环境中的地位。因为他们毕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在将有客人来访时表现得最明显。在这种时候，餐具柜一定要打开，它仿佛是房子的中心，因此“很有理由使之像圣殿之山”，这样就能够“展示各种藏品，例如把神像之类的东西放在周围”。这时，“这所房子的银器军团”就显露出来了，所展示的“不是十倍的东西，而是二十倍、三十倍的东西。每当我看着这一列列的咖啡匙或刀架，水果刀或叉子时，既为它们的丰富多彩而欣喜，又担心即将来访的客人就像我们的礼节一样单调乏味”（《选集》第1卷，632页）。连这个孩子也知道有的地方完全不对劲。这不仅是因为世上有穷人（“穷人——对于我这个年龄的富家子弟来说，只有乞丐是穷人。当获得可怜的劳动收入的耻辱使我第一次意识到贫穷时，这是我思想上的一大进步。”［《选集》第1卷，632页］），而且是由于对内的顽固执著和对外的自信造成了一种不安全和不自然的气氛，这的确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这不仅仅是本雅明或柏林西区或德国的情况。卡夫卡苦口婆心地说服他的妹妹把10岁的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以使他摆脱“布拉格犹太人中间流行的特别有害的心态。这种传染是孩子也不能避免的。……这是卑微、恶劣和狡诈的心态”(14)。
这里涉及自19世纪70、80年代以来所谓的犹太人问题。那时，这一问题只是存在于说德语的中欧。今天，由于欧洲犹太人的灭顶之灾，这个问题已经消失了，被忘却了。只是在老一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语言中偶尔会遇到它。因为他们的思维习惯是在20世纪初形成的。此外，它从来只是犹太知识分子的问题，对于中欧大多数犹太人没有意义。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们自己的犹太特性尽管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却极大地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生活，因此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最重大的道德问题。用卡夫卡的话说，以道德形式出现的犹太人问题体现了“这几代人可怕的内心状态”(15)。不管由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使这个问题现在可能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在此不能忽视它，因为不了解它就不能理解本雅明，也不能理解卡夫卡。为了更直截了当，我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将完全按照当时讨论的样子，也就是说，按照《德国犹太人的帕尔纳索斯山》一文的表述。1921年莫里兹·戈尔德斯坦（Moritz Goldstein）在著名杂志《术语》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很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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