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戈尔德斯坦的说法，这个问题对于犹太知识分子表现为两个方面，即非犹太人环境和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社会。在他看来，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说到非犹太人环境，“我们犹太人掌管着一个否认我们有权和有能力这样做的民族的智慧财产”。接下来：“很容易证明反对我们的人的论点是荒谬的，他们的敌意是没有根据的。但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呢？要知道他们的仇恨是真诚的。即便所有的诽谤都遭到驳斥，所有的歪曲都得到纠正，所有的错误论断都被否定，但反感依然存在，是无法驳倒的东西。凡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无可救药。”这种对犹太人社会的反感是令人无法忍受的。正是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犹太人社会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想继续做犹太人，另一方面则不想承认自己的犹太特性：“我们将大张旗鼓地讲这个问题：他们在缩进自己的小天地。我们将迫使他们要么承认自己的犹太特性，要么去接受洗礼。”然而，即使做到这一点，即使能够揭露和躲避这种环境的虚假，又能有什么结果呢？这一代人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跃进到现代希伯来文化”。因此，“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是一种单相思的关系。我们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从心中抹去这个恋人。……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也说过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它。我的目的是指出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这不是我的错”。
人们可以贬低戈尔德斯坦，说他不过是重复了本雅明在另一场合所称之为“庸俗的反犹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部分”的东西（《书信集》第1卷，152～153页）。而在卡夫卡那里，我们在一个更严肃的层次上看到对这个问题的类似概括和同样没有办法的供认。在给马克斯·勃罗德的一封关于德国犹太人作家的信中，他说，犹太人问题或者“对这一问题的绝望是他们的灵感源泉——这一灵感源泉与其他灵感源泉一样值得尊重，但如果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它充满令人痛苦的特点。例如，他们的绝望所宣泄的不是如其外表所显现的德国文学”。这是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德国问题。因此，他们生活在“三种不可能之中……不可能不写作”，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写作才能泯灭他们的灵感；“不可能用德语写作”——卡夫卡认为他们使用德语是“公开地和隐蔽地，甚至可能是忐忑不安地侵犯别人的财产。这不是正当获得的，而是偷来的，顺手捡来的。即使不会被挑出任何语言错误，但它依然是别人的财产”；“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写作”，因为没有其他可供使用的语言。卡夫卡总结道：“还可以补充上第四种不可能，即不可能写作，因为这种绝望不是可以通过写作来减轻的。”——这正如诗人通常遇到的情况：神灵告诉他人们在受苦和忍耐。但是，绝望在这里变成“生活和写作的一个敌人；写作在这里仅仅是暂时的中断，正如一个人在自杀前写遗言和遗嘱”(16)。
要想证明卡夫卡的观点是错误的，这很容易。他自己的作品使用的就是20世纪最纯粹的德语白话文。但是这种证明如果不是出于恶意的话也是过于肤浅，因为卡夫卡本人十分清楚这一点。他曾经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不加选择地写下一句话，它已经是很完美的。”(17)只有他懂得，“犹太德语”尽管遭到一切说德语的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轻视，但确实在德语中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因为它也是众多德语方言中的一种。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在德语中，只有方言以及与之并列的高地德语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从“犹太德语”或意第绪语转到高地德语，与从低地德语或阿雷曼方言转到高地德语，是同样正当的。卡夫卡对犹太人戏班子十分喜欢。如果读了他的有关评论就会明白，吸引他的与其说是特殊的犹太因素，不如说是那些生动的语言和姿态。
诚然，今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有些困难，特别容易把它们简单地误解为对反犹主义环境的反应以及一种自我痛恨的表现。但是最容易发生误解的是在考察具有与卡夫卡、克劳斯和本雅明相同的人格地位和思想水准的人的时候。应该说，致使他们提出尖锐批评的，绝不是反犹主义，而是犹太中产阶级对反犹主义的反应。那种反应是知识分子绝不能认同的。这里所说的不是犹太人公务员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知识分子与他们很少接触，而是指那种犹太资产阶级以各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否认反犹主义的广泛存在、躲避现实、自我封闭的态度。在卡夫卡等人看来，这种自我封闭包括往往敌视和总是傲慢地脱离犹太民众，即所谓的“东方犹太人”（东欧犹太人）。犹太资产阶级谴责后者导致了反犹主义。造成这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是现实感的丧失。这些阶级的财富促成了这种因素。卡夫卡写道：“在穷人那里，可以说，这个繁忙的世界不可阻挡地挤进小屋……不允许一个精心布置的居室里产生发霉、腐烂和小孩的尿臊气味。”(18)他们与犹太人社会作斗争，是因为不能让他们没有幻想地生活在一个随便的世界里。而这就为例如1922年暗杀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译注：德国政治家和工业家）的事件做了准备：在卡夫卡看来，“如果说他们会让他像原来那样长久地活下去，那是不可思议的”(19)。最终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尖锐的是，它不仅仅，甚至不是主要地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决裂——因为可以用离家出走来回避决裂。只是对很少的德国犹太人作家，这个问题才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作家的周围是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人。这些作家今天之所以脱颖而出、清晰可辨，是因为后人提出了“谁入名人录”的问题。（本雅明写道：“他们的政治功能不是建立政党而是建立小集团，他们的文学功能不是产生流派而是制造时尚，他们的经济功能不是在这个世界中安排生产者而是安排代理人。代理人或钻营者知道如何把他们的贫困当做财富一样来使用。他们会用他们的无聊空虚来制造喧哗。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中没有比这更能使人感到舒服的了。”(20)）卡夫卡在上面提到的信中用“言语的不可能”来说明这种状态，并且补充说，这种不可能“也可以被称作别的什么”，他针对的是一个“语言学上的中产阶级”，它介于无产阶级方言和上流社会大白话二者之间。它“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堆灰烬，由于急切的犹太人之手把它们彻底地搜索了一番，使之具有了一种生活外表”。几乎无须补充一句：大多数犹太知识分子都属于这个“中产阶级”。按照卡夫卡的说法，他们构成了“德国犹太文字的地狱”。其中卡尔·克劳斯就像是“大工头和总监工”颐指气使，但没有意识到“他本人就属于这个地狱中受罚者之列”(21)。如果读了本雅明的一篇文章中有关布莱希特对克劳斯的评价，那么就会明白完全可以从另一种非犹太人的角度看这些事情。布莱希特说：“当这个时代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时，他就是这只手。”（《选集》第2卷，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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