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寡头阶层在控制了经济后，又开始决定政治问题——收买政治家，或者将自己的人安排到政治家席位上。寡头阶层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俄罗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操纵和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左右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政策。俄罗斯前副总理“休克疗法”的提出者叶戈尔·盖达尔曾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联邦政府被7～10个商人控制，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但这还不是寡头们最辉煌的时刻。1996年3月的一天，叶利钦秘密召见了7位寡头，他们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桥”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双方达成了一项协议：寡头们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叶利钦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连任，叶利钦则承诺维护寡头的经济利益。
寡头们按照协议行动起来。在这一年的总统选举中，他们为叶利钦竞选筹集资金3.5亿美元。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同时为叶利钦上台大造舆论，抨击叶利钦的竞选对手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终于，在寡头们的努力下，叶利钦顺利连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对此，别列佐夫斯基后来在一次谈话中自豪地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回报，叶利钦开始对寡头们施以恩典。叶利钦默许寡头们继续通过私有化有价证券，尽情瓜分国有资产。在叶利钦的庇护下，寡头们以倾销价取得了国有石油天然气企业、有色金属和其他全部原材料等资源储备，进一步动用国家银行贷款攫取国家资源。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研究学者马歇尔· 科尔德曼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叶利钦为感谢7位俄罗斯大寡头支持他1996年竞选总统，把国有资产作为大礼分给了他们。
每当叶利钦遇到重大政治决策和人事安排问题，都习惯先同寡头们商量。联合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波塔宁一度官拜俄罗斯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丘拜斯是叶利钦时期的财政部长，别列佐夫斯基先后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和独联体执行秘书。而且，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与时任总统顾问、被喻为“克里姆林宫公主”的叶利钦女儿塔蒂亚娜·季亚琴科个人关系良好。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极其慷慨地为叶利钦家族在国外购置多处奢华的不动产，还把其他一些寡头引入叶利钦家族的人际圈子。寡头们不加掩饰地向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几大金融集团控制了50%的俄罗斯经济，实际控制了银行、国家预算资金、军火和稀有金属贸易、石油，以及轻工业、绝大部分传媒。换言之，寡头已经是俄罗斯联邦政权的隐患。
所有俄罗斯人都对寡头深恶痛绝。普京当选之初，在俄罗斯国内民意对普京新政府的所有要求当中，呼声最强烈、最坚持不懈的就是消除贪污受贿和犯罪，打击寡头。最痛恨寡头的则无疑是新上任的总统普京本人。因为要振兴国家，首先要摆脱大资本的控制，尤其是摆脱由寡头们组成的垄断组织的影响，这是普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
俄罗斯著名学者麦德维杰夫指出，寡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产物，他们将自己灰色财产的一部分作为政治献金又返回政坛，形成一种“政治新权威+经济寡头化”的杂交产品，对国家贻害深远。俄罗斯著名政论家亚历山大·齐普科的观点更直接：作为一位国家领导人，普京的全部未来将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解决寡头问题。齐普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他不仅善于疏远寡头并与他们所有人保持等距离，而且还能切断寡头暴富所依仗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话，那我们就算得救了；但如果普京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那我们就未必还会有文明发展的机遇。”
普京无疑是一个勇于动手的人，他不能让俄罗斯失去“文明发展的机遇”。不过，对于寡头这样一个掌握了俄罗斯经济命脉的庞大集团，必须慎重对待。要解决寡头问题，必须用一种“切合实际的并且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毫无疑问，普京找到了这种办法。
事实上，对俄罗斯局势早有敏锐观察的法新社曾把俄罗斯的寡头们分为三种:“好的寡头”“贪婪的寡头”“放肆无礼的寡头”。“好的寡头”对克里姆林宫忠心耿耿；“贪婪的寡头”在玩弄无数花招之后终于有了很大实力，使其在俄罗斯的财富中占有一定份额；至于“放肆无礼的寡头”，他们自认为可以违抗克里姆林宫的命令，甚至试图去左右克里姆林宫。
普京要打击的就是最后一种寡头。
普京将对寡头的斗争定位为三个不同程度的层面：第一，寡头是否守法；第二，寡头是否参政；第三，是否对寡头做追究。普京要以第一层面——为手段，解决第二和第三层面的问题。也就是说，普京打击寡头的方式毫无例外地是从“经济犯罪”入手，来解决寡头的“政治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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