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主不是照葫芦画瓢，谁想建设就能建设起来的。它不但需普京归来要整个社会做好运用民主机制的准备，还需要人们认识到自己身为公民的价值，并阶段性地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国家管理的流程中去。换句话说，民主只存在于公民甘心为其有所付出的社会里。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的社会曾为在你我眼前崩塌的一党专制，以及苏共行政指挥系统的瓦解而欢欣鼓舞。那时候，我们似乎已经由独裁政府过渡到了人民政权。况且我们身边的西欧和美国——它们本身就是值得学习的样板，是成熟、文明的民主典范。然而，民主形式在俄罗斯的引入却带来了经济改革无法避免的停滞。再往后，地方和中央的寡头们无耻地利用了这种民主形式来侵吞社会公共财产，他们已然烂到根里，只顾自己去贪赃枉法，营私舞弊。
“我知道，在那一时期，也有为数众多的睿智、廉洁的官员仍然坚持为公众谋利。有赖于他们的努力，在动荡的时局里，我们的国家才没有灭亡。那时候政府的运作虽说不尽如人意，改革的推进纵然迟缓，但我们仍然在前进，业已成形的体制也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
“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上世纪90年代末期，誓要建设民主社会的我们却建立了一个四不像国家——一个涌动着家族权力斗争暗流的国家，一个能和藩镇割据的节度使们繁荣共存的国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却没能换来有质量的新生活。没等来公正、自由的社会，却需要忍受那些自封为精英的阶层蛮横地公然无视老百姓的利益。正是这些东西毒害了俄罗斯，破坏了我们向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于是，绝大多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国民开始深深质疑民主的概念，不愿再参与他们本应投身的社会生活。
“俄国哲学家、法学家巴维尔·纳乌戈罗德采夫上世纪初就预告过我们，‘人们往往认为，所有涉及自由和普选的声明本身就拥有某种可以改变人生的神奇力量。但事实上，这种生命质变的本因并非缘自民主，而是来自我们参与或经历事件的变化与发展本身。寡头政治也好，无政府状态也罢，他们都能成为改变我们自身的催化剂。’
“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经历过寡头政治和无政府状态了。这个时——期大家所经受的由国家思维的变化所带来的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敷衍塞责的官僚和贪赃舞弊的寡头。那个时候的我们才刚刚自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我们习惯于接受国家赐予的恩典，沉湎于国家宣传的幻象，尚未学会抗拒国家的意识操控并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此在那个时期，只有行事果断、冷酷严厉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社会总有一个艰难的成长过程。尽管饱经苦难，我们仍然同心协力挽救国家于泥沼并恢复了国民主权——这一真正的民主的基础。我要强调一下，我们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在宪法所规定的框架之内取得的。2000年的大选结果正是人民意志的真实体现。今日的俄罗斯和2000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人们更加富裕，更有修养，也对政府拥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十多年里，俄罗斯统一党做出的成绩有目共睹。
“至于政治竞争，我认为它是民主进步的中枢和推动性力量。如果这种竞争可以反映社会群体的实际利益需求，那它不但可以增强国家的活力，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还能为国家建设产生增益，并为社会的公平和安定提供可靠保障。
“今日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已然落后于公民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公民社会变得更加成熟、积极和敢负责任。因此，国家的民主机制也需要与时俱进，使其可以容纳公民更为积极的参政热情。
“今天的国家杜马将会讨论一系列有关政治和政党制度前途发展的提案。这涉及简化政党注册程序的问题，涉及取消参选人在国家杜马和地方立法机关参与选举时必须征集足够多有效签名的问题，以及减少候选人注册参选各共和国总统时，需要收集的选民签名的问题。
“登记条款、政党开展活动的规则以及选举程序的规程固然重要。我们的‘政治气候’则像投资一样，需要不断完善。因此我们也必须适时地在政治体制的架构调整中考虑到各个社会团体的利益。
“我们需要建设一种可以觉察并反映多数社会团体之自身利益需求的政治体制，并建立维护这些利益的保障性制度。我们的政治体制不仅应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还应给予选民们坚定信任这一公平体制的信心。
“我们需要切实可以影响各级负责人、各类专家任免且行之有效的人民提名机制。需要打造出直观、高效和公开的可以制定、采纳和实施战略战术决策的机制。建立一个人们能且只能说真话的政治体系，并完善国家建设性对话机制，让政府和社会互重互信。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计划方案都是由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的，国家的具体职能也体现在为公共利益服务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俄国和俄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坚强保障。”
“王车再度易位”——普京走上二十年总统之路
这篇极具说服力的文章拉开了普京竞选造势的序幕。事实上普京的竞选造势活动只有一幕——2012年2月23日晚上的竞选造势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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