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意歌有幸福的人生归宿，应感谢养母丁婉卿对她的悉心栽培。若无丁婉卿教她才艺，带她进入社会名流的社交圈，她便没有机会结识夫君张正字。
◎ 宋代苏汉臣《长春百子图卷》局部
也有一些人家，之所以尽心要将女儿培养成才，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够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帮着养家。南宋时浙江一带，有一种比较奇特的风气：寻常市民若生了男孩子，都不怎么高兴；要是生了女孩子，则视为掌上明珠，倍加呵护，“随其姿质教以艺业”，如棋道、琴艺、歌舞、茶道、书画、服装设计、厨艺。女儿长大后，便可以凭着一身出色的才艺，有机会被官宦之家或大户人家雇佣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杂剧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这些名目，都是当时比较风光的职业，收入很高。其中厨娘排在下等，但尽管如此，厨娘雍容华贵的气势，也绝非寻常人家可比。
曾有一位太守，休假在家，想起京都厨娘“调羹极可口”，便托朋友在京城物色一名厨娘。未几，朋友找到一厨娘，“其人年可二十余，近回自府第，有容艺，能书算”。几天后，这厨娘到了，但在距城五里的地方停下来，遣脚夫送来一封告帖，“乃其亲笔也，字画端楷，历序‘庆幸，即日伏侍左右’，末‘乞以四轿接取，庶成体面’。辞甚委曲，殆非庸女子可及”。太守不敢怠慢，派了一顶轿子前往迎接，“及入门，容止循雅，翠袄红裙，参视左右，乃退。”这样的厨娘，连太守都深深折服。难怪江浙人家都想生个女儿好好培养。
宋朝社会涌现了很多出色的女词人、女画家、女医师、女茶艺师、厨娘，还有一些女童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这跟宋朝人家比较注意培养女儿的才艺与文化知识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辑 范仲淹为什么能裸捐财产创办NGO
宋朝的节育习俗与社会抚养费
节育
可能许多人都会认为，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热衷于生育。
抛开这种逆向种族歧视不提，即便将“中国人热衷于生育”当成一个不含价值偏见的事实性判断，这也是一个误判。因为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方社会。目前所有的华人社会——包括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仅有0.9至1.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生育率也都非常低。
历史学家对古代人口与生育的研究，也可以驳正人们一直以为中国人热爱生育的错判。近代之前，在西方社会，一名已婚妇女平均会生育10个孩子。而根据程民生先生的评估，在中国宋代，北方家庭平均每户约生养6.20个子女，南方家庭的子女数目还要更少一些，平均只有5.38人。显然，宋代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
因为宋朝人的生育能力不如中世纪西方人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育龄夫妇已经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自觉使用了节育手段。研究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提出，宋元明清时期，生育控制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普及，成为这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江浙地区，民间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节育意识与多样化的节育技术。节育方法的广泛应用，导致南宋以降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速发生“明显下降”：江南的八府一州，“7世纪中叶约有10.3万户，12世纪末叶则有102.1万户，5个世纪内增加了9倍；而13世纪初，江南人口约有800万，到19世纪中叶，则为3600万，即6个世纪中只增加3倍。”（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按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宋人使用的节育方法包括利用药物或其他手段避孕、人工流产与实现绝育。宋代的医生已经明白多种药物可以致使孕妇流产，北宋末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录了五六十种堕胎药，其中多种经现代药理实验，已证实确实具有致流产的药效。南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还专门列出“断产方”，并称：“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个记载显示，宋朝人不但掌握了流产的药方，对民间的人工流产需求也能够给予正视，尽管“人流”被认为不合“天地大德”。
《妇人良方大全》还记载了一个避孕药方：“四物汤，每服五钱，加芸苔子二撮，于经行后，空心温服。”此外，宋代有一些医书也收录有一些“断子方”，称服用后“月经即行，终身绝子”“永断孕，不伤人”云云。成书于南宋的《针灸资生经》则介绍了运用针灸“绝孕”“绝子”的方法。
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这些药方与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我们不应该高估。但是，从节育方法在宋代医书广泛记载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确信，宋朝平民显然已经在有意识地尝试控制生育，至少有一部分宋人并不愿意自然地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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