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士兵为职业军人，通常也允许携带家眷、入住兵营。即使是社会底层人，举家流入城市也并非不可能。《梦梁录》载，在杭州都城，“又有村落百戏之人，拖儿带女，就街坊桥巷呈百戏技艺，求觅铺席宅舍钱酒之资”。这些流浪艺人的孩子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杭州的公立、私立学校非常多，“都城内外，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观、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
更重要的是，宋朝的户籍一般只跟纳税挂钩，孩子入学并不受户籍限制。尽管庆历五年（1045）的一条法令要求，“天下见有州县学，自今只许本土听习，若游学在外者皆勒归本贯。”但这一政令很快就作废了，官学又不分户籍招收学生。至于书院、私塾等私立学校的招生，就更不需要考虑户籍了。因此，宋代游学之风极盛。中央太学有大量旁听生，大儒胡瑗在太学讲《易经》，“常有外来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孙复在太学讲《春秋》，“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户外者甚众”。地方官学也多有游学生，吕祖谦在严州主持州学，“士由远方负笈者日众”。书院的开放性更大，陆九渊主持象山书院时，“每开讲习，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
而且，宋朝的外来人口要入籍寓居之地，也不太困难，通常只需要住满一年，或者在当地购置有田产，就可以附籍。如此，流动人口才能“择其所乐而居之”。对宋朝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户籍之类的制度障碍，而是在城市的生活成本是否可以承受。
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一名宋朝底层人，不管是在城市摆街边摊，还是当佣工，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钱之间。我们再来看宋朝“店宅务”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实际上就是廉租房，日租金不过十几文钱（这还是京城的房租水平）。宋朝学校的学费也不贵，宋人说，当时“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挪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可知州县小学的学费约为每日一二文钱。所以，只要不是赤贫之家，外来人口拖儿带女进入城市谋生，是完全可以安居下来，并让孩子在当地入学读书的。这就避免了“留守儿童”的产生。
今天“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宋代养老制度给今人的启示
今年回老家小镇，朋友告诉我，镇上一所原本并不算小的村小学已经关闭了，校舍改成了老人活动中心，因为村里实在没几个小朋友，只剩下老人家。我走在小镇的街路上，也是感觉到暮气沉沉，只有年迈的老人在屋檐下晒太阳。一个“老年社会”如此真切地横亘在我面前。之后，又听说了钱理群先生搬入养老院的消息，也不胜唏嘘，仿佛昨天还听到钱先生很有力地痛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便发现斯人已“廉颇老矣”。
老年社会，如何养老便成了头等大事。许多城市老年人口也许都会像钱老先生那样搬入养老院。从长远的趋势看，社会化养老可能也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个趋势还很遥远，且不说中国现有的养老院规模跟庞大的老年人口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来说，老人家也更容易接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而不是社会化养老模式。而且我们应当克服一种成见：社会化养老一定比家庭养老更优越、更先进吗？我倒觉得，传统的养老制度与经验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也许更有启发性。
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体。宋代当然也是如此。为支持家庭养老，宋政府施行了两项制度：“侍丁”制度与“权留养亲”制度。所谓“侍丁”，是指对于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政府可减免其税收与徭役，如北宋天禧元年（1017），真宗诏：“父老年八十者赐茶帛，除其课役。”天圣二年（1024），仁宗诏：“（西京）城内民八十以上，免其家徭役，赐茶人三斤，帛一匹。”明道二年（1033），仁宗诏：“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这些宋朝法令表明，宋代平民如果家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可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并免除其中一位男丁的服役义务，以便老人身边有子孙服侍、奉养。
所谓“权留养亲”，是中华法系中一项比较特别的缓刑制度：犯罪之人（一些重罪除外），如果父母年迈、无人照料，政府可不立即执行判决，允许犯罪人回家赡养父母，待赡养结束后再执行判决。根据《宋刑统》的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罪之外，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侍”。
◎ 传宋代李公麟《会昌九老图》
我不打算评价“侍丁”与“权留养亲”是不是破坏了税收与司法制度的公平性。不过我们得承认，“侍丁”与“权留养亲”制度显然是对家庭养老模式的有力支持。进而言之，这一制度的反馈与效用，跟养老模式的逻辑是相适应的。这一点，我觉得值得今天的决策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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