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平民收入。前面说了，一名生活在宋代的下层平民，不管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当佣工，日收入通常在100～300文钱之间。那么一名晚明平民的收入又是多少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先生通过对明代工人日收入的研究，发现：“自嘉靖到崇祯，各地刻工的工价皆为日银3分，终明一代不变。舵工的工价，隆庆时的福建和天启时的南京皆为日银4分。募兵，嘉靖、万历时期皆为日银3分。运夫的工价，万历中期的四川、湖广、贵州、蓟州与崇祯时的江阴皆为日银3分，其他各类工种皆有类似的现象。”
看来，如果说宋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是100文钱，明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就是3分，即0.03两银子。按一两银子兑1000文钱的比价，0.03两银子约等于30文钱。宋人的收入水平是明人的三倍。不过，明代物价极为低廉，一名成年人得以糊口的成本大概为日银1分（可购买大米2升）。如果按维持温饱的最低成本计，明人每日3分银的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人；宋人日收入100文则可以养活五口人。论日收入的购买力，还是宋人略高于明人。
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如果放在明代后期，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多两银子光景（约30多贯钱）。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特别是明初几十年间，物价尤其低廉，粮价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物价低一定是好事情吗？从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通过对宋明经济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揭示出一个确凿的事实：明朝（特别是明前期）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
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
生活在宋辽“共管地”的“双重国籍”居民
北宋时，在宋朝与辽朝接壤的雄州（今河北雄县）容城县、归义县边境线上，存在着一段特殊的区域，叫作“两属地”，宋朝与辽朝政府都认为对它拥有主权与治权，有点类似于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共管地”——今天欧洲的雉岛，是法国与西班牙的共管地；摩泽尔河区域，是德国和卢森堡的共管地；而邻近北极圈的汉斯岛，则是丹麦与加拿大的共管地。许多政治学者都会赞赏说，欧洲国家设立共管地，体现出务实、理性、妥协的政治智慧。遗憾的是，他们对一千年前的宋辽“两属地”却甚少注意，以致对于大众而言，宋辽“两属地”无疑是一种“冷知识”。
生活在宋辽“两属地”的居民，叫作“两属户”，有点类似于现代国家中那些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当然，国籍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宋朝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国籍的观念。不过，许多历史学者也相信，宋代中国已经发展出近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与辽朝的外交关系论述中，疆界、领土、国使、条约等概念已经清晰地出现。所以将“两属户”理解成具有双重国籍的居民，也不算荒谬。
北宋时代的“两属地”“两属户”，其实是五代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五代时，王朝频繁更替，割据政权并立，后晋向大辽割让燕云地区，容城、归义两县也在割让范围内。后周又收复容城县南境与归义县南境，并设立雄州，统辖容城、归义两县。赵宋立国后继承了这一政治遗产，在雄州拒马河与辽朝对峙。
辽朝也在拒马河之北重置归义、容城两县，侨借涿州新城为治所。于是在拒马河两岸出现了两个归义县、两个容城县。河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辽朝实际控制，河南岸的容城县与归义县归宋朝实际控制。但双方都宣称对完整的容城县与归义县拥有主权，有点“燕云只有一个容城县、一个归义县；拒马河两岸同属容城、归义”的意思。
宋辽相互征伐多年，一方要北伐，收复燕云故土；一方要南征，抢回雄州失地、进而问鼎中原，各有胜负，相峙不下，最后双方终于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遂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订立“澶渊之盟”，以拒马河为界，河之北疆土归辽朝，河之南疆土归宋朝。同时承认既成事实，将拒马河两边划为缓冲区，默认为“两属地”。南岸“两属地”的范围，大致为拒马河以南、雄州城以北宽约四十余里的狭长地带。北岸“两属地”的情况，由于史料匮乏，今人了解极有限，想来应该是涿州新城以南、拒马河以北的狭长地带。
生活在“两属地”的“两属户”，需要同时向宋朝与辽朝纳税（宋太宗已蠲免了雄州“两属户”的赋税，后来宋政府考虑到“两属户”如果只向辽朝输税，久之恐怕只会对大辽产生国家认同，于是又象征性地向“两属户”征收“马椿火牛草”），并为两边政府服差役，所以又称“两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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