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刘履中《田畯醉归图》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宋政府对拒马河南岸的“两属户”做出种种限制，比如禁止他们与辽人结婚；剥夺他们与赵氏宗室联姻的权利；不准他们私自出本州界，违者判处徒刑。辽政府对“两属户”的政策不详，想来应该差不多。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两属户”要缴纳双重赋税，服两份差役，人身自由又受到诸多限制，他们的生活状态一定很差劲吧？一定有许多人想努力摆脱“两属户”的身份吧？然而，事实与我们的想象恰恰相反，雄州“两属户”的生活条件相当不错，“两属户”人口也迅速增加——这说明很多人愿意成为“两属户”。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两属地”的性质使得当地的政府与治理形成了一种比较奇特的竞争性。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宋徽宗时，雄州发生灾荒，“两属户”请求雄州政府蠲免税收，雄州政府没有答应。邻近的瀛州太守王汉之得知后，将雄州官员痛骂了一番：“雄州规小利，失大体。万一契丹蠲之，为朝廷羞。”这个故事透露出一个信息：宋政府与辽政府在“两属地”是暗暗较劲儿的——看谁对“两属户”表现得更优恤。“两属地”发生了灾荒，一方政府宣布蠲免赋税，另一方政府如果没有跟上，就会觉得羞耻，会让“两属户”失望，也会被对方政府取笑。
因此，宋辽政府对“两属地”居民的赈恤通常都是争先恐后的。如熙宁九年（1076）三月，雄州政府向朝廷报告：“全属南与两属人户并缘边州军，累值灾伤，物价腾踊，民甚饥窘。乞拨军粮二三万石与常平谷，减价，以日计口数，粜与归信（宋境的归义县后更名为归信县）、容城两县全属南及两属人户。”朝廷立即批准了雄州政府的请求，下诏拨军粮三万石及常平仓储粮、封桩银给雄州政府支配，减价粜给容城县、归义县的全体居民，包括“全属南户”与“两属户”。
同年下半年，辽朝政府也宣布赈济“两属户”。宋朝得悉这一消息后，给沿边政府下发一道批示：“北人忽尔逾常，饭恤两属之民，意必别有所在。可严责雄州及缘边安抚司，委刺事人钩测其端以闻。”要求雄州等沿边政府密切留意辽朝政府的举动，千万不要让辽政府抢走民心。
次年，即熙宁十年（1077），雄州政府发现辽政府召集“两属地”五十八村的首领，以及逃移归业的“两属户”一百五十四户，宣布给予赈贷。雄州政府一面致信辽朝涿州政府，抗议“官吏赈贷”。一面火速报告朝廷。宋廷批示：“雄州体量上件所贷民户，如委阙食，相度具当如何赈济以闻。”随后，雄州政府免掉了“两属户”的赋税，并向他们“赈济米豆”。
◎ 宋代赵伯骕《番骑猎归图》
正是因为宋辽两朝对“两属地”的治理存在这种奇特的竞争性，雄州政府偶尔拒绝蠲免“两属户”税收，才会被瀛州太守王汉之视为是“规小利，失大体”“为朝廷羞”的蠢事。
雄州“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不单表现为两边政府竞相赈恤“两属户”，而且，当一边政府过度役使“两属户”、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受到破坏时，另一边的政府还会致函对方，表达抗议。如熙宁九年，辽朝政府在“两属地”的费家庄六村抽壮丁六十人，置弓箭手。雄州政府即“移文涿州诘问”。
还有一次，由于“辽人刺两属民为兵，民不堪其辱”，许多居民都弃家投奔雄州城，“有大姓举族南徙，慕而来者至二万”。当时的雄州太守张利一马上发粮赈恤难民，同时移牒诘问涿州，自此之后，辽人遂“不敢复刺”雄州“两属户”服兵役。
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两属地”的政治竞争性，让“两属户”多了一项选择权——尽管他们不能如同现代民主制下的公民那样用手投票选举政府（民主选举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性政治，西方政党政治中，政党为讨好选民，往往都会承诺减税、增加福利，以致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政府。当辽朝政府虐待他们时，他们就选择投奔宋朝政府。反之亦然。
来看一个例子吧。元丰二年（1079）三月，“雄州两属户避北界差夫及科柱木修琢州城，各携家属来，近本州并关城居止”。神宗指示说：“两属户避役逃移，不免失所，其给口食赈恤。候北界移役少息，谕令复业。”
这时候，辽朝琢州也致函宋朝雄州，表达抗议：“南界县官以兵马遮约，不令应役，请速遣回。”雄州政府既没有依辽朝政府的要求即刻遣返难民——这么做显然不合人道主义；也没有将这些难民纳为全属南居民——这么做将造成宋辽关系的紧张化。而是根据枢密院的指令，采取折中做法：出榜安慰逃难的“两属户”：“不可远弃家产，候北界差科稍息，有人招呼，各归复业。”
一千年前，宋辽两朝在订立和平协约之后，承认现状，将边境一部分地带划为“两属地”，由此形成了一种竞争性的治理秩序，这种竞争性的治理让“两属户”获益，因此“两属户”才会越来越多。宋人（当然也包括辽人）表现出来的政治智慧，我觉得不差于现代欧美国家在边境设立“共管地”的务实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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