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推动建立的国家福利制度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是政府设立的福利收养院，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残疾人，被收养的孤儿还将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二是安济坊，是福利医院，免费收治穷苦的病人；三是漏泽园，即福利公墓。这三个福利体系，基本上涵盖了对穷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按照蔡京的规划，天下各州县及规模略大的城寨市镇，都必须设立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以救济无法自存之人。
宋王朝的福利政策当然不是蔡京首创，蔡京执政之前，北宋已建立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不过，这些福利机构却是在蔡京的推动下才全面展开的，当时甚至发生了“州县奉行过当”的“福利病”。而当蔡京罢相之后，北宋的福利制度则出现明显的收缩。可以说，极力发展国家福利确实是蔡京的执政偏好。
◎ 蔡京《环翠图》
《水浒传》中的蔡京无疑是一名老奸巨滑之徒，历史上，蔡京也是被列为北宋“六贼”之首。不过，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大可不必因人废政，明末的顾炎武便说：“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了解蔡京作为北宋福利制度重要推动者的另一个身份，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个更为立体的蔡京形象。
苏轼是一位工程师
蔡京二十六岁在杭州钱塘县当县尉（相当于县警察局局长）时，他的上司杭州通判（相当于州议长兼副州长）正是三十七岁的苏轼。蔡京的父亲蔡准是苏轼的好朋友，二人多有诗酒唱酬。小蔡呢，则跟着大苏一起学习唐代徐浩的书法。你知道，苏轼也是一名具有多重身份的宋代名士，既是政治家、学者、蜀党领袖，又是大书法家（造诣不让蔡京）、美食家、大诗人，不过我们未必知道苏轼的另一个身份——他还是一名充满奇思妙想的工程师。
苏轼后来在徐州、杭州、惠州任行政长官（知州）时，都有大兴水利的惠政，在三地均留下一条“苏堤”。可见苏轼对水利工程的建造，既有热情，也很在行。苏轼晚年在惠州为官，还协助朋友修建了广州城的自来水供水系统。你没听错，宋代广州已经建成自来水供水系统，它的设计师就是苏轼苏大学士。今天的广州博物馆，还陈列着宋代广州城自来水装置的模型。
◎ 明代张路《苏轼回翰林院图》
时为北宋绍圣年间，新党执政，作为旧党领袖的苏轼失势，被贬岭南惠州。他听人说起，“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恰好知广州的王敏仲是他朋友，苏轼便给王知州写信，提出一个解决饮水难的方案：蒲涧山（即白云山）有泉，可在“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以凿空的竹管为自来水管，引白云山泉水入城。
王敏仲根据苏轼的提议与设计，真的将这个供水系统给建起来了。苏轼又向他提了一个更细致的建议：“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为什么要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小孔，然后又塞住？是为了方便日后检查哪一根竹管堵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有了这些小孔，发现水管堵塞之后，只要拔掉各节小孔的小竹针，看哪处小孔不出水，便可马上判断是哪一节竹管堵住，更换那根竹管就行了，不会累及整个供水网络。
苏轼又建议，广州政府可以在珠江上游的循州购置一部分良田放租，作为养护供水网的基金，“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还可以在广州城中建一批公租房，“日掠二百”贯房租，“以备抽换之费”，同时也用于“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看看，苏轼这个方案，设计多么周全，也极具操作性。
凭着广州城自来水工程的设计者身份，苏轼便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工程师。昔日林语堂先生著《苏东坡传》，称“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林语堂果然是苏东坡的隔代知音，不忘记将苏轼的工程师身份列了出来。
辛弃疾是一名剑客
苏轼的词，开宋词豪放派之宗，执豪放词之牛耳。与苏词并列于文学史的是南宋的辛弃疾词，世称“苏辛词”。说起诗人辛弃疾，他也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武功高强甚至有点心狠手辣的大剑客。吹嘘“十五好剑术”的李白肯定不是他的对手。
辛弃疾在他的词中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这可不是书生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名剑客在抚剑感慨刀光剑影的往事。
辛弃疾出生在济南府，少年时，济南已沦入金国之手，他的祖父也在金朝为官。但辛弃疾要效忠的国家是大宋，不是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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