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在11至13世纪，宋钱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元的地位，是通行国际的“硬通货”。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非常坚挺：“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蕃货百贯之物，百贯之数，可以易蕃货千贯之物，以是为常也。”
“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海外诸蕃国对宋钱的巨大渴求，导致有宋一代的铜钱外流非常严重，据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估计，每年从宋朝流入海外的铜钱，约为10至20万贯，相当于南宋年铸币量的一半。如此巨量的铜钱外流，无疑加剧了宋朝的“钱荒”。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钱最积极的时代，特别是北宋，铜钱的年铸造量最高达570万贯，平常年份一般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的铸币量。后来的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按中国货币史学者彭信威的估算，加上前朝留下的旧币，宋代全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约有二亿五六千万贯，可见宋朝的市场规模之大。
但尽管如此，宋朝还是频频发生“钱荒”。如熙宁年间，“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货币），民间谓之钱荒”；元祐年间，“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今者尤甚”；南宋初期，也是“物贵而钱少”，南宋后期，“钱荒物贵，极于近岁，人情疑惑，市井萧条”。从北宋到南宋，“荒钱”闹个不停，老百姓常常发现，市面上的钱用着用着就不见了，不知流到哪里去了。
宋钱到哪里去了？很多时候是被宋朝海商或海外蕃商带到海外去了。最严重的一次“钱荒”，发生在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市面上居然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致使台州一日之间爆发“钱荒”。
因此，宋朝政府一直严厉禁止商人携带铜钱出海。如北宋庆历年间，由于“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朝廷重申禁令：“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走私一贯钱出境即构成死罪，禁令不可谓不严。
然而，法令虽严，却是屡禁不止。由于宋钱在海外的购买力坚挺，携带铜钱出海非常有利可图，许多海商都铤而走险，想方设法避开市舶司（相当于海关）的检查，走私铜钱出海。“南海一号”所运载的铜钱，也当为走私无疑。
因为看到法禁对于铜钱外泄的情况无可奈何，以致“一舶所迁（宋钱），或以万计，泉司岁课积聚艰窘，而散落异国终古不还，诚可为痛惜而深恨也”，南宋乾道年间，终于有一名官员觉得忍无可忍，提出用“拔本塞源”的绝招来对付铜钱走私。这名官员是静江府知府范成大，他向孝宗皇帝上了一道《论透漏铜钱札子》：“每岁市舶所得，除官吏糜费外，实裨国用者几何？所谓蕃货，中国不可一日无者何物？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既然如此，何不将明州（今宁波）等港口关闭掉，停止对外贸易？这便是“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范成大的建议显然是一个馊主意，确实堪称“拔本塞源”，不过拔的是开放制度之本，塞的是重商主义之源。如果朝廷采纳他的意见，那么发生在明清时期的“海禁”将提前来临，宋王朝的商业化与市场化转型也将遭受挫折。
“招徕远人，埠通货贿”
宋孝宗当然没有采纳范成大的馊主意，而是继续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宋朝君主与政府信奉的经济政策，跟明清时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对商业与市场表现得非常热心，对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兴趣远大于维持传统的朝贡贸易。
10世纪的宋朝皇帝曾经跟18世纪的英王一样，派遣特使分赴海外，招徕贸易，如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跟海外诸蕃国展开海上贸易，成为宋王朝的惯例。南宋政府建立后，宋高宗也提出“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高宗皇帝相信，“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贯）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宋人将从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称为“市舶”，发达的市舶可以让政府获得丰厚的商税收入，何乐而不为呢？而传统的朝贡贸易，从经济收益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朝廷无丝毫之益，而远人获不赀之财”。正因为这样，宋王朝有意弱化朝贡贸易，宋高宗曾下令商船不得“擅载外国入贡者”，否则将处以“徒二年，财物没官”的惩罚。显然，如果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来华贸易，势必冲击民间的外贸总量，进而影响到朝廷的抽税。这是宋王朝不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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