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所以坚持在田宅交易中推广“砧基簿”，固然有保障征收到交易税的考虑——按宋朝法制，所有的田宅交易都必须完税，税率为“每千输四十”，即4%；完税之后，由官方在契书上加盖红印，称为“赤契”。只有赤契才具有法律效力，民间为避税而私自订立的田宅交易契约，叫作“白契”，白契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显然，只有完税后的赤契，才能够录入“砧基簿”。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宋朝推行“砧基簿”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保护基于合法交易的田宅产权，防止不法之徒伪造契书侵占他人田宅。
相比之吕惠卿的“手实法”，“砧基簿”显然比较消极，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民间田宅交易者的自愿——也就是说，如果交易者出于避税考虑，宁愿签订白契，政府一般是没有办法的。尽管官府也在想办法打击白契，但只要交易者不企图在出现产权纠纷时寻求法律仲裁，官府便无法确知他们的交易是违规的。今天的“小产权房”之所以能够进行私下的交易，个中道理也一样。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宋朝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管是被叫停的“手实法”，还是一直施行的“砧基簿”，其实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但朝廷推动“不动产登记”到底是为了保障征税，还是为了保护产权，则关系到这套制度将获得支持，还是会受到抵制。保障税收与保护产权当然并非必然冲突，不过，如果要说哪一个需要优先考虑，无疑应当是产权保护。这也是宋朝“不动产登记”留给后人的启示。
重商的宋朝气象与轻商的洪武型体制
黄仁宇先生这么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而当他将目光投向明朝时，则认为，朱元璋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发展。
大体上，我是认同这一判断的。宋朝廷给我的印象，就如地中海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经济政策的目标仿佛只有一个：如何从市场中汲取更多的财政收入。而朱元璋则像是一名中世纪的族长，更希望将全国建成一个安宁的大农村，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大家都安居乐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于是我们看到，在多项政策上，宋朝与朱元璋都表现出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比如对于采矿，宋朝仿佛有一种近乎资本家的热情，因为挖出来的铜矿、银矿、金矿，全都是赤裸裸的非常诱人的钱哪。为寻找到更多的矿脉，宋朝不但设有专门勘探矿产的专业技术人员，也鼓励民间探矿、报矿。宋代的矿场数以万计，“监务矿井，殆几万计”，许多地方出现“矿石云涌，炉炭之焰，未之有熄”的盛况。
而明王朝立国者朱元璋显然就丧失了这种对于矿业经济的兴趣。曾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说：“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
又如，宋朝极看重海外贸易，因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埠通货贿”。历代中原王朝均重视朝贡制度，以“万国衣冠拜冕旒”为荣，但宋朝却悄然抑制诸蕃国的朝贡，同时鼓励民间的海上贸易。宋时沿海多个城市，都是因海外贸易而繁华，如泉州，无疑是13世纪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城市之一。有一首宋诗这么描绘南宋泉州港：“涨海声中万国商。”与唐人诗句“万国衣冠拜冕旒”，恰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后来的朱元璋显然更希望重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况，而对“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海上贸易则毫无兴趣。他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港口开放制度，厉行海禁：“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与此同时，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外国非入贡不准互市，原先主管海上贸易的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
北宋纸币——交子
宋朝的重商与洪武型体制的轻商，自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后果。首先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宋代的工商税与征榷收入比重超过70%，而明中叶，田赋占全部赋税的75%。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影响，更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市场工具的创新上。比如出于激励开矿、使更多的矿场得到开发的考虑，宋朝会为采矿的商人提供贷款，矿冶户若无本钱，可向官府预借启动资金，包括灯油这样的采矿用品，等到炼出矿产品，再归还政府本钱，以后的利润则归矿冶户所有。
后来宋官府觉得矿冶户获利太大，又提出利润分成，这样，作为出资人的官府与矿冶户之间，结成了新型的股份关系，或者说，官府这时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贷款方，而是相当于风险投资人了。这样的商业制度，在当时无疑非常先进。
其实也不必惊讶。在国家重商政策激发的商业化进程中，自然会发展出越来越丰富的市场工具与商业制度，信用货币、有价证券、远期合同、信用结算、金融组织、广告商标、信托投资、交易中介、物价反馈等市场机制全都在宋代产生，岂是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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