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结构的约束
不管是宋仁宗，还是宋哲宗，登基时都还是孩童，当然离不开一班老成持重之大臣的辅政与教导。不过宋朝似乎未设“顾命”制度，老皇帝在终临前，并没有特别指定若干重臣为托孤大臣。尽管如此，那些先帝时代的朝中大臣，在政权交接过程及新朝开局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留下遗命：十二岁的儿子赵祯继皇帝位，“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根据真宗的遗命，辅臣商议如何起草遗诏，宰相丁谓欲讨好刘后，提出将“权”字删掉。“权”有从权、暂时的含意，去掉这一字，即意味着承认太后拥有听政的正式权力。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曾坚决不肯让步，说：“女主临朝，已是非正常情况，称‘权’已属无奈，你还想将‘权’字删去，是什么意思？”丁谓不敢再坚持己见。
◎ 南宋《孝经图》（局部）上的君臣关系
宋神宗病重之时，宰相蔡確曾有意拥神宗之弟雍王或曹王为皇储，为此他试探过另一位宰相王珪的意见，但王珪说：“皇上有子。”意思很明显，王珪认为皇位应该由神宗的儿子赵煦继承。王珪又上奏皇太后，“请立延安郡王（即赵煦）为太子。太子立，是为哲宗”。哲宗继位，由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是同情旧党的人，原来在神宗朝受到冷落的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大臣，重回朝廷辅政，大儒程颐则被召来担任小皇帝的经筵官，负起教化哲宗、养成君德的大任。
从上面的事例也可以看出，宋朝有一个惯例：皇帝若是冲龄继位，都是由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代理君权，并不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顾命大臣团队。北宋的仁宗朝、哲宗朝、徽宗朝、南宋的光宗朝、理宗朝及恭帝朝，都出现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有意思的是，宋代虽然先后有多名太后临朝听政，却从未产生“女主祸政”的乱象，也没有诞生一位像唐代武则天、清代慈禧太后那样把持朝政的女强人。这又是为什么？
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解释，我们认为宋朝建立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如果要进行简单的描述，那便是——君主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礼仪的代表、中立的最高仲裁人，具有最尊贵的地位与最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君主不应该亲裁政务，虽然一切诏书都以皇帝的名义发出，但那基本上都是执政官熟议后草拟出来的意见，皇帝照例同意就可；治理天下的执政权委托给宰相领导的政府，用宋人的话来说，“天下之事，一切委之执政”；监察、制衡政府的权力则委托给独立于政府系统的台谏，“一旦谏官列其罪，御史数其失，（宰相）虽元老名儒上所眷礼者，亦称病而赐罢”。这样，君主只要协调好执政与台谏的关系，使二者达成均衡之势，便可以做到垂拱而治了——这意思也不是我附会出来的，而是秦观说的：“常使两者之势适平，足以相制，而不足以相胜，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听起来，有点儿“虚君”“二权分立”的意思。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出现一个未成年的小皇帝，并不会对整个帝国的权力运转构成巨大的障碍，因为皇权已经象征化，君主不用具体执政。也因而似乎没有必要为小皇帝专门成立一个顾命大臣团队，宰相领导的政府与制衡政府的台谏保持正常运转就可以了，至于程序性的君权，垂帘的太后便可以代行。
也正是因为皇权象征化，临朝听政的太后不太容易出现权力膨胀，因为太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暂时代行君权，整个权力结构与权力运行机制并未改变，还是宰相执掌治理权，台谏执掌监察权。君（由太后代理）臣各有权责，不容相侵，一旦出现女主专权的苗头，立即就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和抵制。这一点跟清代的政体完全不同，清朝帝王自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权，当然也就获得了专断、亲裁的绝对权力。
顾命大臣之设，通常是因应皇权专制之需的产物。而顾命大臣之被诛，则是其隐权力通过自我繁殖，高度膨胀，进而威胁到皇权专制的原故。宋朝政体并非皇权专制，君权、相权、台谏权各有分际，权力的运行自有程序与制度可遵循，自然也就用不着在一个理性化的权力结构中，突兀地设置顾命大臣摄政，那完全是多此一举的。
第八辑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
据宋人笔记《避暑漫抄》记录，宋太祖赵匡胤曾勒石立誓，将石碑锁置太庙中，后世嗣君即位，必须入而跪读：“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无独有偶，《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铸一铁牌，置于宫门中，上书禁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人们常常用“白纸黑字”来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赖，不过宋太祖与明太祖还担心，戒律写在纸上尚不足以警示万世，所以勒于石上、铸于铁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遗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同为开国君主郑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们被后世嗣君遵守执行的情况，却是有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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