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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_吴钩【完结】(68)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大清的皇帝,你跟宋朝的士大夫什么仇什么怨?

  我之前对清史颇感兴趣,找了一堆清人笔记、稗官小说来读。后兴趣点转移到宋代,阅读的重点全放在宋代史上。我隐隐约约有一个感觉,觉得宋朝与清朝是差异非常明显的两个王朝,不论政治制度,还是士林风气,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留心收集了一些宋清对比的史料,无意间却有一个发现:不止一位宋代士大夫都发表过在正统人士看来多少显得有点“出格”的言论,但在宋朝,这些“出格”的言论都受到宽容的对待,立论的士大夫并没有因此受到迫害,反倒在数百年后,当清朝的皇帝读到这些言论时,感到非常愤怒,恨不得将“妖言惑众”的宋朝士大夫抓起来治罪。

  北宋元祐元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召程颐为“崇政殿说书”,充任哲宗皇帝的经筵官。程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上了三道论经筵的札子,提出一个条件:“(臣)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之受命为无愧;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意思是说,如果太皇太后赞成他的观点,他便担任这个经筵官。如果不赞成,那经筵官一职还是另请高明。程颐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呢?非要这么拽。程颐说:“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即要求太后与皇上承认士大夫非常牛掰,既是培养君德的帝王师,又是治理天下的主体。潜台词是说,皇帝的作用还比不上士大夫哩。

  但这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出格”言论,而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宋人认为,君臣“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象征、仪礼代表、道德模范,君主当然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最高的权威,但君主不亲细故,不插手具体行政,治理天下的权力应当委托给以宰相为首脑的政府。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陆九渊说:“人主高拱于上,不参以己意,不间以小人,不维制之以区区之绳约,使其臣无掣肘之患,然后可以责其成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君相分权,虚君实相。

  从程颐最后还是欣然受命的结果来看,朝廷显然是认同“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之说的。但程颐的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却让后来的清朝皇帝乾隆感到特别不爽。他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驳斥程夫子:“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韩琦)、范(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王安石)、吕(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在乾隆看来,臣子若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你眼内还有皇上吗?

  ◎ 故宫南薰殿旧藏之历代圣贤像册中的程颐画像

  北宋的王禹偁在担任“判大理寺事”小官时,写过一篇《待漏院记》(待漏院为宋代宰相等候早朝的休息室),通篇是一副板起脸来教训宰相的语气,大意是说:宰相如果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就活该死了下地狱。文章最后说:“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意思跟“天下治乱系宰相”差不多。宋朝认为王禹偁说得很有道理啊,同意将文章抄录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规于执政者”。但后来的乾隆看了这篇《待漏院记》,又觉得不爽,亲自御制一篇《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相驳:“谓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则吾不能无疑也”,宰相不过是君王驱使的工具罢了,“是则一国之政、万民之命不悬于宰相,而悬于为君者明矣”。

  乾隆推崇的是皇权独裁:“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他当然不允许士大夫自命为治理天下的主角。但自鸣得意的乾隆一定想不到,清代统治的这一专制本色,恰恰构成了晚清时期的“君主立宪”转型的最大障碍,最终导致革命因为堰塞而崩决,一发而不可收拾。

  还有一位宋代的士大夫也让乾隆感到不爽。他叫王益柔,名气没有程颐、王禹偁那么大,以致乾隆将他的名字误记为“王直柔”。那么这位宋朝小人物到底说了什么话而引起大清皇帝的注意呢?这事得从宋仁宗朝的“进奏院案”说起。

  庆历年间,“提举进奏院”的苏舜钦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成钱存入小金库,然后请了几位同僚与文友,集体去喝花酒,其中便邀请了“集贤校理”王益柔。不想这事让台谏官知道了,宋朝的台谏官是很厉害的,他们认为苏舜钦挪用公款,对喝花酒一事提出弹劾,并展开调查。这一查,又查出了另一宗事:王益柔在喝花酒时,乘着酒意,做了一首《傲歌》,其中两句说:“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在那个时代,这是非常“反动”的言论。当时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恰好是苏舜钦一派的政敌,因此王拱辰便拿王益柔大做文章,“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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