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吴老师对司马光砸缸的问题怎么看？
吴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似乎还引起了一场口水仗。话说在某电视台的节目中，马未都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唇枪舌战起来：赵教授从文献资料证明，司马光砸缸救人了！马先生从文物角度考证，称宋代根本烧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烧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实不管文献记载，还是现在的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能。2004年，济南县西巷发现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径超过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乡宋代遗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37厘米，腹径85厘米（不相信这么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尽管去试试）。襄阳檀溪宋墓壁画也画有一个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问：都说唐朝的妇女很开放，那么宋朝的女性思想观念是什么情况？
吴钩：唐朝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性观念上确实非常开放。唐人张垍的《控鹤监秘记》记载了一件事：安乐公主挑了个附马，“褫驸马裈，手其阴”问上官婉儿：“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儿说：“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儿的男宠，六郎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如此“开放”，只能用“不知廉耻”来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观念要内敛得多，同时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么呆板，而是恰到好处。
问：您曾说过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们有财产权，可以离婚。那么您认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标准是什么？
吴钩：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这一点应当先承认。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男权社会。但尽管宋代是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比如说，宋朝女孩子同样可以接受教育，知书识礼的女性并不少见。还有个别女性参加了科举考试。宋朝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她们对于自己的奁产是拥有终身支配权的。从许多事例还可以看出来，宋朝女性还能够主诉离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并无障碍，也不受歧视。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
问：请问，两宋时期的普通民众是否过得很有尊严，他们的权益是否和读书人一样，得到了保护。此外，对于读书人的过度尊重，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吴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除非遇上乱世，普遍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财产权，古代官府尽管不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于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是严格禁止并给予惩罚的。其实这就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承认财产私有的现实，关于产权保护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备。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受到保护。这跟读书人是否被过度尊重没有关系。
问：宋朝也有户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说下异同么？
吴钩：历代都有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的内涵又各不一样。宋朝的户籍一般分为主户和客户，这么划分是出于分配税额考虑，主户有田产，需纳税；客户无田产，因而也不需要纳税。可以看出来，宋代户籍主要跟赋税相关，并无多少人身控制的内涵。而且宋人是有迁徙自由的。
明代与元代的户籍不一样。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显。
问：在宋朝，如果有个人因为家里穷无钱医治父亲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快会死去，于是去盗窃，结果被抓，一般会怎么判刑？有实例吗？
吴钩：根据我对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盗窃案，法官一般会宽大处理当事人，给予缓刑。
问：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样获得的？像明朝那样到异乡工作的流民多吗？
吴钩：宋代是社会流动性非常明显的时代，宋朝人观察到，他们身处的时代，跟往昔很不一样，往昔几乎没有人口流动，如今（宋代）人口流动已成社会常态。宋神宗时，程颐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程颐的同僚曾布也告诉宋神宗：“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对于人口大量地、频繁地流动的趋势，程颐似乎有些悲观，曾布则表现得比较乐观，但他们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
问：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么？
吴钩：由于我手头没有各个王朝农民起义次数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判断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是不是最多。凭印象说，次数应该不会高于唐代、明清。而且，有一点可以确知无疑，那就是，两宋三百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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