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如您所言，王安石变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与民争利，也确实恶化了北宋的党争（仁宗朝也有党争，但这时候的党争是良性的），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严重破坏了宋建立以来宽容的社会环境。但我不同意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衰亡。北宋覆灭，有很大的偶然性。
问：听说王安石是个犟脾气？他搞变法，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吴钩：王安石为了顺利推进变法，1.大量起用投机小人，导致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严重被扭曲；2.听不得反对意见，排斥台谏中的反对党，破坏了权力制衡的权力构架。3.变法的步子迈得太大，导致朝中几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反对王氏变法。
问：有人说，宋真宗的形象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后来的戏曲作品中为了突出寇准的形象所以矮化了他。您觉得宋真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您最喜欢宋朝哪个皇帝？
吴钩：宋真宗是宋朝第一个守成、文治的皇帝。太祖、太宗都有开国拓土之力，是一代雄主，而从真宗开始，宋朝进入庸常的常态治理。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基础，基本上是在真宗朝完成的。
我最赞赏的宋朝皇帝是宋仁宗。其实不仅是宋代一朝，放在整个帝制历史上，宋仁宗都是我最赞赏的君主。他是为人君者的典范。宋人评价仁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构架下，国家的治理主体是士大夫，不是皇帝，皇帝“百事不会”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说，“百事不会”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顺便说一下我最讨厌的宋朝皇帝，那就是宋徽宗。《宋史》对他有一个评价，恰好跟宋人对仁宗的评价相反：“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一个皇帝什么都会，什么都要逞能，这很糟糕。可不，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了。
问：宋朝如何对付官员嫖娼？
吴钩：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问：宋朝难道没有文字狱么？比如乌台诗案。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
吴钩：宋代有无文字狱？这得看我们对“文字狱”的定义。如果将“文字狱”定义为文字引出的刑狱，那宋代肯定有文字狱，如乌台诗案、江湖诗案。但如果将“文字狱”限定为统治者出于钳制思想与言论之目的而对文人的镇压，则宋代的诗案还不能说是文字狱，因为这些诗案都不是出于要钳制思想与言论，而是因为党争，一派借故打压另一派。
至于“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这个提问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好像并没有人说过宋朝的文官政治很完美啊。包括我这个宋粉，也没有这么说过。
问：有人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请问您怎么看？
吴钩：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这话我赞同。我举个例子说明。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问：宋代虽然也有太监，但有宋300年，太监之患没有像前面的汉唐和后面的明朝那样恶劣，请问何解？
吴钩：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祖宗之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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