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赵炅读圣贤书，需要大宋皇室的荣誉，注重个人节操和道义，更在意历史铁笔定讞。这样，就有了焦躁，痛苦，不安。
他于是在赵普秘密调查赵廷美案件时，嗫嚅着说出了自己的隐衷。
赵普早有准备，一句话点醒迷乱中的大帝。他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
太宗当下大悟。
他知道局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终止“兄终弟及”的权力分配游戏；重回“嫡子继承”古制——当初，太祖没有选择古制，这是一种政治失误；我，不能再失误。
“赵廷美专案组”由此有了背后法理的支持，可以继续调查下去了。
史称“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遂得罪，普之为也”，在这种背景下，赵廷美于是有了罪名。赵廷美之所以获罪，都是赵普“调查”的结果。
史上如此记录，就有了问题：赵廷美究竟有没有“阴谋”“奸变”而犯罪？如果有，为何这笔账要算到赵普身上？如果没有，是赵普在罗织罪名，阴毒、陷害秦王赵廷美吗？
当我这样思考并提出问题时，我意识到：我已经陷入非黑即白的坊间演义模式。显然，人性的复杂以及故实完成的耦合力量，极为丰富。非黑即白，是不足以解释历史故实，也不足以解释人性丰富的。人，如车轴，自行运转；故实，如车毂，围绕车轴运转；原因，如很多辐条，射向车毂而运转。以人为中心的故实，在诸多原因的辐辏中成为完整一轮。所以我愿意说一个自造的名词“辐辏之因”。“赵廷美案”可以解释的“辐辏之因”很多，赵普一人的推演，还不足以定讞；赵廷美自演的“阴谋”与“奸变”，也不足以锻炼为大案。
以那些野史、正史为文献资源，从中寻觅有意味的故实模块；以传统史论和圣贤意见为思想资源，从中考索落在时光那一面的人物，从中寻觅“微言大义”；以现代历史哲学为方法资源，介入思想，“重行推断”这一场“赵廷美案”，会有新的历史收获。
金明池未遂政变
赵普复相，儿子没有回潭州，又秘密调查这个“奸变”大案，种种迹象让赵廷美有了感觉。
赵廷美做出一个试探性的动作：请求立朝时，列班位置在赵普之下。按照往日规定，王，应在相之上，但他主动要求在相之下，太宗的反应是“从之”，马上答应了赵廷美的请求。
这是太平兴国六年（981）秋天的事。
在后来的一个冬季里，赵廷美应该有过思考。
太宗践祚之初，即令赵廷美尹开封，赵德昭、赵德芳，并称“皇子”，因此，外间有了“赵匡胤—赵光义—赵廷美—赵德昭”依次传位的说法。王禹偁《建隆遗事》的记录，就因此而来。但是不久赵德昭自杀、赵德芳夭折，史称赵廷美“始不自安”，开始不能自安。他感觉到太祖的两个儿子没有了，孙子还很幼小，将来帝位回归太祖一系的希望已经很渺茫。而赵普复相，已经有了不利的传言。我要求“班在赵普之下”，太宗爽快答应，这之中的逻辑是什么？
赵廷美有理由怀疑太宗将背离“金匮之盟”的“慈训”，太宗很可能要结束“兄终弟及”模式。而这是赵廷美不愿意看到的权力再分配走向。
到了太平兴国七年（981）的春天，京师汴梁郊外的金明池建成了水心殿。
金明池乃是大宋最负盛名的皇家园林（但也定期开放，每年三月到四月，大宋士庶可以自由游览）。此地规模浩大，周长达到九里开外，可以训练水军。我曾在天津原艺术博物馆看到传为张择端绘制的《金明池争标图》。图不大，一尺见方，却画有密密麻麻的人物难以计数，正是水军演练的场景。水心殿位于浩渺的水面中央，有巨大的拱桥相连。此地景色秀丽，建筑宏伟，应该是汴梁宫殿之外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竣工后，太宗要来泛舟，参观。
这时，太宗得到了一个消息，史称“或告秦王廷美谋欲以此时窃发”，有人秘密告诉太宗，秦王赵廷美阴谋要在太宗泛舟时秘密发动政变。
这个消息，很可能就是赵普秘密调查的结果之一。
赵廷美有可能在金明池发动政变吗？
从诛心也即猜疑动机角度考虑，赵廷美假如要搞政变，此际，应该是最佳时机。因为太宗“泛舟”，有可能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几个人劫持太宗，逼其“禅让”，是有可能性的。
从金明池地理位置和建筑格局考虑，赵廷美如果要搞政变，此地，也应该是最佳地点。因为太宗如果登上三面环水的“水心殿”，离开扈从，假如赵廷美确有“死士”肯于卖命，一部人守住拱桥，一部人劫持太宗，也是有可能性的。
这两个假设，之所以“有可能性”，是因为赵廷美此时的职务是：开封府尹，首都市长。他只要愿意做，且敢于做，并忍心做，就“有可能性”。
据史上记录说，如果金明池政变不能得手，“则诈称病于府第，候车驾临省，因作乱”，那就假装生病，等到太宗车驾到赵廷美府邸看望，就在“病榻”前派“死士”劫持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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