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四贤人
历史上，出让君权给更合适的人选，有几个被儒家反复赞誉的人物。
有一人名泰伯，是殷商晚期周族的太王之子。太王有三子，长子就是泰伯，次子是仲雍，三子是季历。季历最为贤能，且生有一子，就是姬昌，未来的周文王。太王看到姬昌，就认定周族的希望在他身上，就有意要将王位传给季历，再由季历传给姬昌。泰伯看到三弟季历和大侄子姬昌确实贤能，而父亲太王又有此意，就有了不露痕迹的三次推让天下。第一次，太王生病，他去采药，故意没有回来；第二次，太王病死，他又故意不去奔丧；第三次，断发文身，故意不穿用周族服装，表示不可能继承王位，最后跟着二弟仲雍一起跑到今天的“吴越之地”，远离了陕西的周族之地。这样就造成一种不露痕迹的“让国”。
“三让”天下的“三让”也有不同说法，如让季历、让姬昌、让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即周武王，就是一说。这个不论，“三让”已成为传统政治人物“至德”的故实。孔子就盛赞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的“至德”，以至于天下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表彰这个事件。
这又是一个伦理重于政治的案例。
在儒学价值系统中，“外王”，其分量是远逊于“内圣”的。
达到“外王”，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目标；但达到“内圣”，却是必须追寻的目标。所以“让国”这类“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开小差”行为，在儒学这里可以被当作“至德”来表彰。而政治人物之所以被表彰，是因为他们在“伦理”意义上富有圣贤气象。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都不能连累他们的内心，所以有“让国”；无论多么高尚的名声，都不是他们愿意计较的对象，所以士庶不知道怎样称赞他们。这就是“至德”所在。
“让国”的还有两位，一个是老大伯夷，一个是老二叔齐，俩人都是殷商末年孤竹国的王子。孤竹君喜欢老二，就要传位给叔齐，但叔齐认为自己不是嫡子，不能继承王位，就让给哥哥伯夷。伯夷又认为父命不可违，坚持不做这个国君。最后二人都逃跑，到了周国，看到周武王伐纣，认为这种战争属于“以暴易暴”，不是臣下应该干的事，就拦住马车谏阻。武王不听，终于灭掉殷商。伯夷叔齐二人“耻食周粟”，认为再吃周王朝天下的粮食是个耻辱，就到首阳山，采集野草而食用，最后饿死。这二人也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评价，是传统中国抱节守志的典范。
这二人的意义在于：做事求诸己。求诸己，就是守住内心的仁德之念，自然而然地做道义肯认的事，无论所得结果如何，不抱怨。按照圣贤的意见，这种发自于内心的恪守廉耻，是大丈夫之事。伯夷叔齐简称“夷齐”，是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影响深巨的历史人物。唐代韩愈曾做《伯夷颂》，宋代范仲淹曾书写《伯夷颂》多篇送给亲朋。近人张君劢先生则引述韩愈的意见，也对夷齐之行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韩氏《伯夷颂》一篇，尤为有关气节之文。韩氏于举世宗周之际，讶然于伯夷、叔齐之饿死首阳山，乃释其所以然之故曰：“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又曰：“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意谓君臣上下，乃社会维系之大防，即令周室为人民所拥戴，然不可不有耻食周粟之夷齐。且称夷齐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可见政治上一个朝代即令成功，而一个个人仍有其是非褒贬之特权。此其言将一人人格，一人信心，一人之殉道精神，推而至于至高至远，无以复加者矣。方今国中充斥朝秦暮楚之辈，读韩氏此文者，其亦有冷水浇背之感欤。
（《中华民族精神——气节》，香港《再生》，1951年10月，第301期）
近代以来，理解伯夷叔齐的，张君劢可能是第一人。
还有一位名叫季札。他是泰伯的后裔。泰伯在东海之滨建立吴国后，经过了多少代，到了一个叫寿梦的人继承王位。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是老四，最有德能，所以寿梦就想将王位传给他。季札的几个哥哥也愿意让季札来做君王。但季札不肯接受，最后季札退隐于田野，以耕种明志。
季札思虑很深。他不继承王位，既有谦逊的一面，也有远祸的一面。他知道当时春秋之际，天下征战很频繁，而吴国也有了政治上的困境。明哲保身，也是一种“德”，所以他不愿意从政。但还有更深的思考，也即邦国最高执政，理应坚守“嫡子继承”制度。无论天下怎样乱，这个天大的礼法不能变。他等于在用自己的行为，为周族天下以来的“立嫡”制度做出了实际维护。即使天大的利益就摆在眼前，也不变更这一种坚守。这也是一种“至德”。
赵元佐被废
楚王元佐救助四叔，没有结果，赵廷美终于被贬谪。史称“廷美之贬，元佐请其罪”，元佐更向父亲质问：四叔究竟有何罪？太宗不喜欢这样的问题，“由是失爱”，就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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