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险，廊庙更险
《宋史》中，柴禹锡与张逊、杨守一、赵镕、周莹、王显、王继英七人合传。传后有“论”，相当于传统史家的“盖棺定论”。“论”曰：“自柴禹锡而下，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者凡七人。”说这七个人，都是因为曾经在晋王府邸供事，攀附晋王，后来得到富贵。但各人都有能力也有惭德。如张逊，虽然理财是一把好手，但有嫉贤妒能的恶习；周莹，虽然对军旅之事很在行，但治理卒伍却有残酷滥刑的一面；王显，虽然为人谨慎有操守，但没有学识没有见识；柴禹锡，虽然被人称赏勤快敏捷，却涉于结党朋比，未免格局不大。所以这些人都“莫逃于龊龊之讥”，没有人能免予“龊龊”这个带有讥讽的评价。“龊龊”，是指非圣、非贤、非大人之相，庸中佼佼者常有的拘束、谨小慎微的样子。柴禹锡“攀附”晋王，入朝后又攀附宰相，总有结交同党、推演山头的举动。《宋史》这个评价有理，柴禹锡似距离“鄙夫”很近。
柴禹锡被贬，做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官，有政绩。真宗时，还曾经移知贝州，契丹大军兵临城下时，柴禹锡已经做了严密部署，城防防御，一切有备。契丹逡巡于城下，知道无法攻克，撤退了。
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什么更大功勋，也没有什么更大劣迹。但告发赵廷美“阴谋”，却是由他首发。此事功过是非不论，联系他与后周柴荣的族属背景，联系他是晋王府邸“故旧”的心腹背景，联系他后来主动主导“驸马升行”取悦皇室公主的品质背景，似能给人一种感觉：江湖险，廊庙更险。
叁 文治
太宗一朝，纂修“文事”，完成那么多重要文献整理，如果不比大明纂修《永乐大典》、大清纂修《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还要重要，至少一点也不次于它们。如果没有大宋太宗一朝纂修的文化典籍，中国文明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
搜求天下书
太宗“武功”有得有失，得之大，在平定北汉，以赫赫威名，让吴越国与清源大藩“纳土归宋”，和平统一中原；失之大，在与契丹的战争中，虽然也有“石岭关之战”“满城之战”的多场胜利，但“高梁河之战”与“岐沟关之战”两场失利，影响太大，综合来看，太宗一朝在与契丹的较量中，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谁也没有实现战略目标。
但在“文治”方向上，太宗一朝可称成就显著。论起来，这才是久远事业，超过“武功”之成就不可以道里计。
太宗一朝的“文治”，影响中国深巨。
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搜求天下书”。
太平兴国年间，太宗视察“三馆”，也即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去看这三馆的藏书。唐代曾建有崇文馆，开始是属于太子学馆，有学士等官，掌管经籍图书，方便太子学习，但后来也在此地教授诸生。后梁时沿袭了唐制，没有大的变动。大宋沿袭后梁的三馆建筑，做国家图书馆。但太宗发现馆内破旧潮湿，这里的馆员们也没有多大积极性。于是下诏，在京师另选一块好地，重建三馆。
第二年三馆建成，赐名“崇文院”。
这个图书馆可比以前宽绰多了。东边厢一排建筑为“昭文书库”，南边厢一排建筑为“集贤书库”，西边厢则分藏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总六库。原来旧馆的图书也全部迁过来，这样六库藏书达到八万卷。
又在崇文院内建“秘阁”，将重要典籍、珍藏善本，移入其中，仍属于崇文院。大臣李至总理此事。
雍熙元年（984）正月，太宗对侍臣说：“夫教化之原，治乱之本，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聚，遗逸尚多。”文明教化的源流，治理动乱的根本，如果没有书籍，到哪里去向前人取法？现在三馆所聚集的书籍，遗漏的还很多。
于是，下诏向全国求书，诏曰：
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开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秩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书，借其本写还之。
现在三馆已经以大唐《开元四库书目》为索引，正式开馆了，但是对照目录，缺失的还很多，可以开列所缺的书目，向中原内外募集。有人献书，到达三百卷，应该讨论甄别录入，并给予报酬奖励。其他要根据所献书的卷帙多少，制定等级优厚赏赐。如果不愿意献书，可以借给朝廷，抄写完毕后还给人家。
此诏一下，史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从此四方各地各种图书，开始陆续出现了。
大宋藏书从此越来越丰富，国家藏书又有了各种专门的建筑，如“太清楼”“玉宸殿”等。
崇文院的建成，一扫过去馆员的暮气。从此这里成为大宋帝国最让文人士大夫向往的地方，在这里工作，几乎是当时的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职官荣誉。那时候，谁要是能入三馆任何一馆，带职做个普通科员，就会受到他人羡慕的眼光，太宗朝，名臣李至首先来做这个秘书监，很有“文坛祭酒”的光荣。李至本来就是个“书虫”，读书乐此不疲。他曾经因“目疾”而请假，要求换工作，但是要他到这里工作时，“目疾”似乎也不碍事了。太宗优容，也不说破。反而在他跟名臣李昉、王化基等人到秘阁中观书干活时，一定要“赐宴”，比工作餐要丰富得多，连带着三馆的图书管理员们也都一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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