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大赦，是一个有弊端的法制。
大宋帝王也深知这个制度性规定的弊端所在。但为何还是要施行大赦呢？
因为要收敛天下刀兵之刑，推演祥和之气；也因为天下被量刑的“罪囚”之中，很可能有冤案。后者让大宋帝王寝食不安，让大宋贤臣无比焦虑。
中国圣贤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展开“疑罪从无”法理思想的人物。《尚书。大禹谟》留下了名言：“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如果有疑狱，罪犯判罪要轻；如果有疑功，功臣受赏要重。与其可能杀掉一个无罪的人，宁肯不杀，哪怕失去正常的经义。后人解释这句话说：“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杀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
周代时处理案件，对很多疑犯都实行了赦免。唐代还有规定，疑犯可以用财货自我赎免。现代西方对疑案也是从轻从无处理，怕的就是万一出现冤狱，有伤天地和气。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辛普森杀妻证据很多，但在审理中，控方要求辛普森戴上现场发现的血手套时，结果发现手套小，戴不上。就是这样一条漏洞，让辛普森的辩护律师得到了机会，要求陪审团宣判辛普森无罪。这一案件的意义就是，再一次以西方的经验，肯定了传统中国圣贤“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合理性。
大赦，当然存在缺陷。但内中很可能存在“不辜”，在无法证明囚犯有罪或无罪的情况下，首先选择推定无罪。南宋朱熹的弟子蔡沈在他的《书集传》中，也解释《大禹谟》的这句名言说：“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害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辜，就是罪；经，就是常。《大禹谟》的意思是：执法，可以杀，也可以不杀。不知道人是否有罪，杀了，就恐怕陷于杀害无辜；不杀，就恐怕失之于轻易放纵了罪犯。这二者，都不是圣人“至公至平”之义理。但比较起来，杀害不辜，尤其是圣人不能忍心的。所以与其杀了这人害了他的生命，不如让他活下去，而宁肯自受量刑不当的“失刑”之责任。
所以赵普鼓励太宗大赦，符合古来圣贤大义，虽然大赦并不完美。
刑罚“鼠弹筝”
文明立国，必有法制。而法制之有效推演，在人。太宗赵炅深明此理。赵廷美大案后，他观察到士庶守法易，勋贵守法难。于是在推行国家法制时，格外注意“择人”。
雍熙元年（984），开封有一个刑事案。
有个寡妇刘氏，让她的婢女到开封府，起诉她亡夫前妻的儿子王元吉多次毒害她，差点毒死。
当时开封府沿袭后周以来制度，设左右巡军院，执掌缉捕刑讯，略相当于今天的东城、西城区法院兼检察院。刘氏案初到右军巡院，经过推问，王元吉死不承认，执法官觉得事实也不像这个寡妇所说的那样，于是转移到左军巡院。到了这里碰到了一个酷吏，将王元吉上了酷刑。这个酷刑被他冠了一个名称：“鼠弹筝”，在手指上用刑，十指连心，受刑人受刑过程中，会不断痉挛般抖动十指，极为残酷。王元吉熬不住，只好承认，于是炼成“毒杀继母”一案。
忽然案子出现了转机：刘氏寡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死了。
王元吉也有了翻供的意见，这时开封府也愿意认真对待囚犯，重新审理时，得到了一些刑讯逼供的细节，但是案子还在拖，几个月没有宣判。开封府觉得这个案子不好断，就上报给朝廷。
太宗认为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证明王元吉下毒，但毕竟有个继母的状词在，就给出个意见：免死，徒刑（服劳役）。
王元吉的妻子看到这个宣判结果，不接受，于是击登闻鼓，称冤。
太宗亲自“听断”，召问王妻，知道了事情原委，确是冤案，于是派遣中使拘捕原来左右军巡院的执法官，审问。
案情大白。原来是刘氏寡妇有通奸之事，又惭愧又恐惧，更怕前夫的儿子王元吉知道，就设法做局冤枉他，要置他于死地，借官府之力杀人灭口。而这个寡妇的兄弟早就在欺骗隐瞒王元吉父亲的财产，并用了一部分给军巡院推官行贿；还有个医官，也被收买，说寡妇确有“中毒”的征兆等等。
太宗将此案所有的推官和左右军巡院的主管全部降职，下调俸禄；做假证的医官流放海岛。而那位发明“鼠弹筝”刑罚的左巡军院执法者，被太宗调来，以“请君入瓮”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场“鼠弹筝”，史称此人“宛转号叫求速死”。太宗对他说：“你看看，你也不能接受这种疼痛之苦吧？谁能接受得了呢？”于是放了他，令人解开捆缚他的绳索，只见此人两手很久很久不能动弹。太宗对观看的宰辅大臣们说：“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京城之内，居然还有这样的冤滥酷毒之案，何况天下四方偏远之地呢？开封府的几位重要官员也得到了惩罚，当时知开封府刘保勋、判官李继凝都罚了一个季度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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