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太宗对地方上主持法律工作的官吏格外重视。
好“言事”者王济
淳化元年（990）冬，朝廷要派遣专使提辖总管诸道的茶税、盐税、酒税。除了夏秋二税之外，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在此。太宗还考虑到，既然派遣专使下去，就责成他一并查访民间利病，以及地方上吏治的善恶。这个人物最好能有刑部工作的经验。于是就问左右：“刑部中，谁最喜欢‘言事’？”好“言事”者，就是那种看到问题愿意提出建议性意见的人物。左右说有个大理寺丞王济，是刑部的官员，他多次给刑部、给中书、给朝廷上奏。太宗知道此人，是烈士子弟，有才，有性格。于是任命了他去管辖各道的国家税务。
他在福建时，发现当时朝廷曾要此地输运仙鹤羽毛作为制作雕翎箭之用。当时这东西属于战略物资，地方必须按朝廷要求备齐输运到京师。哪里会有那么多仙鹤？所以，地方为了凑齐鹤羽，费劲了千辛万苦，史称“民甚苦之”。王济认为这事不行，不能这么干。他上书要求除了部分鹤羽之外，可以用鹅毛来代替，太宗觉得意见不错，就如他奏请，改了。
太宗很高兴，知道这个人有能力，于是改命通判镇州。
镇州，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辖今天的河北石家庄附近七八个县市，是唐五代以来天下雄藩之一，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之后，此地地当边境，紧要性仅次于河东。所以太祖太宗以至于后来的大宋帝王，都要派出重臣把守。久之，驻守此地的文武职官就有了骄悍之气。王济来此做通判，宦海风波甚险。
但王济不怕。他本来就是河北人，出生在深州（今河北饶阳）。他的父亲王恕，在太祖开宝年间曾经知秀洲（今属浙江嘉兴），但是赶上了当地的盗匪之乱，盗匪进入秀洲，王恕被杀。家人收尸后，王济趴在灵柩上悲痛号啕。盗匪又来，要杀王济。王济看着这一伙盗贼说：“我父亲已经死了，我哪里还想活着！只恨我没有力量杀掉你们，为我父亲复仇！”史称“贼义之”，盗贼认为他有父子大义，放掉他没有杀。王济在兵乱之中，带着父亲的骨殖逃匿在山中。不久官军来剿匪，王济找到官军首领，陈说了盗贼情形，提出了破贼的建议。盗匪平定后，他的母亲也病死，于是他护送父母的灵柩回到深州。深州的主将向朝廷汇报了他的情况，太祖还召见了他。
王济经常涉猎经史，好读《左氏春秋》。太宗雍熙年间，他给朝廷上书，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在学士院考试中中第，被补为县主簿，后来做到刑部官员。
改判镇州之后，王济面对此地藩帅太守们，有理有据地开始了法制推演。牧守们大多都是功勋之臣，大多都有捍御契丹的武功，所以多少都有点倨傲，待下人不免刻薄寡恩。王济新到，不过是第三把手，所以他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王济从不向知州藩帅们挑战，也不向他们屈服，就是四个字：“秉公执法”。州官们也无可奈何。
戍守此地的悍卒往往恣意侵暴庶民，做不法之事。有人竟在夜里焚烧民居，乘乱盗取民财。王济知道后，就在各个兵营附近放出耳目，有一天报道某地有火，王济就安排数十壮士潜伏观察，果然在火光中看到几个兵匪带着盗窃物资往外跑。捉住后，不上报，现场平盗，当即正法。然后再“驰奏其事”，向朝廷快马报告盗贼正法之事。太宗闻讯很高兴。
有一个都校，街市上吃酒，撒酒疯，耍无赖，打落人牙齿。王济行使判官权力，不等上奏，直接给予杖刑，而后捆了这无赖，送到汴梁。
地方得到治理，史称“军城畏肃”，军事要塞镇州人知畏法，境内肃然，平安。太宗听说镇州吏治业绩，“大悦”，连下三道诏书褒奖慰劳镇州，更拜王济为监察御史，这是大宋除帝王裁断权、丞相行政权之外的第三种权力，监察权。御史属于察院，品级很低，但权限甚重，内外官吏均要受到察院监督，“御史”，为百官所忌惮。王济在御史任上更关心国家大事，上书讨论“统天下之术”，管理中国的政策策略，核心意见是“节民物之道”，包括慎重选择近臣，注意区别贤愚，理正国家名器，削减靡费用度等等，都很切合时弊。
一直到真宗朝，他在做地方官，兼任江南路安抚使时，看到大旱民饥，就亲身督促官吏熬粥，舍粥，并每天都要亲自尝一尝这粥熬得合格不合格。还录取了很多饥民作为州郡的厢兵，救活了很多人。
他在临终之际，给真宗上遗书，要皇上“进贤退谀”，并罢免不是很紧要的土木工程。他已经看出了真宗朝比太祖太宗两朝更多了谄谀之辈，也更多了奢靡之风。他不希望大宋帝国出问题。
王济的意义在于：他的执法断案，未必尽合法条，但在勋贵盘踞之地，在犯罪性质过于恶劣之际，需要“止乱”，因此就有非常法之制裁。但这之中的分寸把握很重要。如前述焚烧民居，乘乱盗窃的兵匪，王济的处置是，捉住之后，当即斩首，这是执行军法，因此是合适的。
法制需要能吏推演。
修《刑统》，重“听断”
大宋法条相当严密。
宋法制因袭唐代律令、格式，而随时有所损益。这个“损益”的文本成果就是《编敕》，类似于“宪法修正案”，是对前面唐律、《宋刑统》的修正补充。当时，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别有《敕》。太祖建隆初年，即下诏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编敕》4卷，凡106条，然后与新编订的《宋刑统》30卷，一道颁发天下。这些《编敕》在“损益”传统法条时，参酌轻重很详细，“世称平允”，人们认为很公允公正。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又增加《编敕》到15卷，淳化中增加到30卷，真宗咸平中增至18550条之多，太多了，不好操作，于是又下诏，由给事中多人重新修订，合并同类，删除重复，最后定为《编敕》286条。这些都预示了大宋向着法制化管理天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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