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这个意见的框架是：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无条文规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谳。在具体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实，第二考量犯罪动机。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某甲持棍帮助父亲，但不小心将父亲打死。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打死父亲，所以，按“春秋决狱”，某甲无罪。这类动机性考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因此，确有利弊参半的结果，但是，即使现代司法，全重证据，细细考察，也是利弊参半的。人类问题，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辉煌梦想，梦很美，但不具有现实品格。就这个意义说，“春秋决狱”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有“原心”也即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如果动机善，有罪也可减免；如果动机恶，无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赵炅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当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缘由，“情”即天理人情。判决结果，要将天理人情考虑进来，这样，就让司法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西北泾州（今甘肃泾川）安定县，有一个庶民的妻子，对庶民前妻的儿媳妇很是痛恨，将其断喉杀死。此事成为一个大案。按一般法条，这是“婆婆杀儿媳”，而“婆婆”属于父母一辈，“儿媳”属于儿女一辈，这样就可以界定为亲族之内因纠纷而起的杀人案，且因被杀者为子女辈，或有“忤逆”情节，故“婆婆”杀儿媳，似可减免一等罪过。
卷宗到了太宗那里，看过后，给出的意见是：法当原情。此必由继嫡之际爱憎殊别，固当以凡人论也。
司法应该考察天理人情。这个案子，一定是嫡子继承，继母心不能平，因此有绝然不同的爱憎喜恶所导致。可以不必考虑宗族内部关系，就当是普通士庶杀人论罪。
撇开“婆媳关系”，按法律事实定罪，这个“庶民之妻”就是一个“杀人犯”，“婆婆”的身份并不能让她享受豁免权。这是从“杀人”的动机给予定罪的大宋案例，具有“同态复仇”的自然法精神，也符合“春秋决狱”的“原心”大法。太宗还因此下诏，对《宋刑统》做了补充意见：“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其妇，并以杀伤凡人论。”从此以后，凡是继母杀伤丈夫前妻的儿子及儿媳妇，都要以普通人杀伤论罪。
与此连带的还有继母改嫁问题。
继母的丈夫死了，家中的财产归谁所有？继母还是前夫的子女？太宗给出的意见是：继母改嫁自由，但不得占有已死丈夫的财产，应当全部给丈夫的子孙。丈夫的子孙如果年纪幼小，要有官方为之检查，封存财务，待幼子长成后，交给他。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以盗窃论处。
这个处理看似对继母不公，但丈夫与前妻留有子女，如果继母将财产带走，则子女不免处于啼饥号寒之中；而继母改嫁，后夫应该能满足她的生存所需。如此处理，也是对丈夫和前妻以及他们的子女权益的一种保护，值得肯定。
叔叔告侄内有隐情
宋时，有“场务”，经营各类物资，包括粮食、木材等，也有制造业，造船、造酒等。“场务”属于官办企业，由朝廷派出官员监管。一般由官方额定经营指标，指标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钱帛。完成指标之后，还有盈余，这个就叫“羡余”，也称“羡利”。有些比较贪的监官，往往就将这部分盈余收归己有。但难免被人告发。一旦败露，按当时大宋法条，属于“监守自盗”，应“弃市”，也即街头正法。太宗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认为量刑过重，不符合法典精神。于是下诏：从今以后，凡是贪用“羡余”的，只算“偷盗”，不算“监守自盗”，刑罚只能判处“流”罪以下。
传统判罪，由轻到重，有“笞、杖、徒、流、死”之五刑。“流”刑就是发配流放，下“死”刑一等。大宋太祖太宗，对于贪污罪犯，极为厌恶，一般都有“从重”判决的倾向，但就贪污“羡余”的这个案例看，太宗也有尽力“原情”，从天理人情考虑，此类案自有“罪不至死”可能性。于是，减免一等，由“死”降为“流”。从现代司法量刑标准看，太宗此举，可称公允。
有一个著作佐郎龙士元，在老家单州（今山东单县），告他的侄子龙小喜，说这个侄子“无赖”，好赌博，屡教不改，因此想不承认这个侄子，断绝叔侄关系。单县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就将这事弄成一个案件报到朝廷。定谳之前，太宗看到了这份卷宗，他怀疑这个案子有假，龙小喜可能被诬告。于是交付御史台重新审理。真相原来是，龙士元看上了亡兄龙士安的财产。龙兄死后十余年，龙小喜子承父业，龙士元就要夺取这份产业，于是诬告龙小喜。而知州和通判，就在龙士元家一场酒宴上，定计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炼成一场冤案。
处理结果是：龙士元决杖，发配商州衙前禁锢，列入另册，终生不得做官。知州刘察、通判田贽同时免官，废为庶人，家财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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