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年号是“端拱”。这年号与雍熙三年间的北伐失利有关。大臣屡屡劝谏宋太宗应该“无为而治”，他虚心纳谏，用了这两个汉字。所谓“端拱”，按语词本义，是俩手揣在袖子里，正身，或立或坐的样子。后来指心存敬畏，庄严临朝，端坐垂拱，无为而天下治的帝王之相。这个年号事实上是“太平兴国”的逻辑延伸。
第四个年号是“淳化”。用淳朴之政，感化天下。使用这个年号时，西夏那边正在捣乱，弄得太宗一朝几乎束手无策。赵炅用了这个年号，可以推知他试图“以德服人”的解决之道。
第五个年号是“至道”。淳化年间，各地有叛乱，太宗希望“与民更始”，与天下万民共同改良大宋，达到符合天道的最优模式。
现在，太宗改元“太平兴国”。
改元日选在即位两个月后。
太宗登极在丙子年冬十月甲寅日，干支纪年，以六十为一个轮回单元。两个月后，是十二月的又一个甲寅日。这时距离明年的丁丑年正月壬戌日，只有九天时间。太祖时代的“开宝九年”如果挨到这一天，那就太圆满了。但太宗已经等不及了，“太平兴国元年”，就这样，就在这一天，匆匆到来。
于是，农历丙子这一年，有了两个年号：“开宝九年”和“太平兴国元年”。
史称此类现象为“一年两元”。
但问题来了：赵匡胤逝世那一年，公元976年前十二个月零二十一天，也即丙子年的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历史文件怎么记录？属于“开宝九年”还是“太平兴国元年”？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就选择后一种做法。
公元220年冬十月之前，还属于汉献帝的东汉“延康”年号，这年十月行禅让，曹丕称帝，改元“黄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将这一年的正月也称为“黄初”。公元265年冬十一月之前，还属于曹魏“咸熙”年间事，被司马光记录为后来改朝西晋“泰始”年间事。公元936年冬十一月，后晋石敬瑭替代后唐李从珂，司马光就将当年正月至当年十一月，这十一个月内，还属于后唐“长兴七年”发生的故实，都记录为后晋“天福元年”发生的故实。
清史学家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在“考异”中，嘲笑司马光说：“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颇为后儒所讥……”
存在“一年两元”现象时，司马温公（司马光的爵位封号是“温国公”，故史称“温公”。“温公”不是司马光的谥号，司马光谥号是“文正”）都以后来者的年号记录当年事件，即使是改朝换代之际，也用这个体例……这种纪年方法很为后来的儒者所讥讽……
古人言：春秋责备贤者。毕沅如是说，实是如实说。我读史至此，也不免“责备贤者”：司马光，这类纪年法，不得法。
盖如此纪年，源于孔子作《春秋》之纪年。《春秋》有“王正月”说，也就是由周天子颁布何时为“正月”，并将当年正月作为纪年之始。
难道“正月”还需要颁布吗？
原来，夏商周三代时，各自的“正月”是不一样的。
周时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殷商以十二月为“正”，今天使用的农历源自夏朝，以每年的农历一月为“正”。
故“王正月”，是说周历十一月也即正月，为一年之始。
所以孔子的纪年与“改元”和“年号”无关，就是指新任周天子践祚，正月开始纪年。司马光将“与年号无关的纪年”转义为“改元之后的年号纪年”，以为如此可以体现“春秋大义”，事实上是将经学义理推演为史学方法，犯了逻辑错误。于是有了解释的混乱。
这种混乱在大儒朱熹那里也存在。
朱熹对司马光这类纪年方法不满意，在编辑《资治通鉴纲目》时，一反司马光的做法，干脆将年中的改元年号一律放在第二年。这样一来，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公元976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至月底，这九天时间，已经改元为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发生的故实，也都算作宋太祖“开宝九年”的故实了。
反反，并不总是得正。
所以毕沅对此仍不满意。
他讥评这二位大学问家说：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宋太宗即位之后，如果依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纪年体例，公元976年之春，就应该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祖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后一年。如果依照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体例，就应该在公元977年才开始书写为“太平兴国元年”，但这样一来，太宗的纪年，就等于没有了逻辑自洽的最初一年。
所以毕沅编辑《续资治通鉴》没有采用司马光和朱熹的体例，而参酌了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宋人李焘的体例：该是谁的纪年就是谁的纪年，哪怕将一年之中割裂为“两元”。如此，十二月甲寅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于宋太祖纪年；十二月甲寅日开始，始称“太平兴国元年”，属于太宗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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