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突厥时，他更是屡立战功。有一次，他驻守一个小县城，突厥来犯。他看到形势不妙，众寡不敌，于是单骑到突厥营垒，与豪帅谈判，聊了一通祸福之理。史称“群胡感悟，相率请降”。李大亮又将自己的坐骑当场杀掉，与突厥宴饮，随后徒步而归。如此，突厥先后投降的有一千多人。
后来，他在大唐名将李靖麾下做凉州都督时，在青海大败吐谷浑，俘获其名王二十人，斩首数千级，缴获羊马牛畜二十万。他还曾经打疼了北方一个著名的异族薛延陀。
在平定国内叛乱时，李大亮曾连下十余城。
李大亮还有“中原本位”思想，在唐宋以来的“主战”“主和”争论中，他这个意见显得与众不同。当时境外突厥以及诸夷，有的归附大唐了，有的还没有归附。唐太宗李世民感到境外的番落部族在天寒地冻中，很苦，于是派人将粮食运输到边境，让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赠送各部落，以示天朝皇恩浩荡。李大亮反对。他认为中原士庶也并不富有，将“本根”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么大方地赠予外邦，是对本邦的扰烦。于是，给太宗上疏，留下了一段著名的奏章。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我听说要安抚境外远方的部落，一定要先安定最近的人。中原百姓，乃是天下根本；四夷之人，好比枝叶。扰烦自己的根本，用来厚待枝叶，以此来求长久安定，是从未有过的。自古以来的明王圣君，教化中原靠的是诚信，驾驭夷狄靠的是权变。所以《春秋》有句话说得好：“戎狄部落像豺狼一样，很难满足他们；华夏诸民像亲人一样，不可以放弃。”
李大亮“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说，深得儒学精髓，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对“组织”系统的分析。国家，也是组织。按社会学理论，组织系统内部，与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公平诉求和程度是不一样的。组织内部，作为本体，就是“本根”。那种薄待组织系统内部，厚待组织系统外部的行为，在文明组织之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大学》有言：“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这个意义而言，李大亮实乃大唐儒将。
画地十策
张齐贤为何欣赏李大亮？
他在给太宗赵炅的上疏中，恳切讨论“本末”问题，说“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似可看到与李大亮的脉络相近之处。圣贤人物，往往心意相通，在各类政策性决策矛盾时，圣贤人物的第一选择是民生，而不是君王、社稷、江山，或其他“大词”。
大唐名相房玄龄曾对唐太宗夸赞李大亮，“每称大亮有王陵、周勃之节，可以当大位”，经常表章李大亮有大汉顾命大臣王陵、周勃的节操，可以将大事托付给他。《旧唐书》认为房玄龄对他的评价公允，“名下无虚士”，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大唐名士。
此中所论李大亮种种，也正是张齐贤后来所追求的，有些故实几乎就是对李大亮的模仿。张齐贤这一生就在做大宋名士。他也确实成就了自己的名士风范。顺便说，向拱也是这样的人。张齐贤为向拱作传，也有自家寄托。
张齐贤“画地十策”的故实，正史、野史都有记录。这故实很方便让人看到大宋初年的文人做派、帝王做派。
说张齐贤年轻时，什么功名还没有的时候，赶上太祖赵匡胤巡幸西京洛阳，张齐贤就自我推荐，拦住太祖御驾，说有平定天下的“十策”，史称“布衣献策”。古人做官要有官服、朝服，未做官时，年纪又轻，只能穿“布衣”。但这个“布衣”其实是麻衣。棉花用来织布并普及是很后来的事，而丝绸绫罗要老年人才可以穿。所以没有功名的人一般都穿麻布、葛布、兽毛衣服，而且多是短衣。“布衣”又称“褐”，所以古人又称做了官、中进士为“释褐”，就是脱去布衣的意思。这时，太祖就召这位“布衣”到行帐里，在便座前让他面陈。
张齐贤举止大方，在帝王之前毫无扭捏惭怍之相，他开始侃侃而谈。没有带“十策”的文字材料，就随手在地上比画。他献上的“十策”题目是：一、下并汾。攻取河东北汉伪政权的方略，内中当涉及“选将”重要意见。
二、富民。此策乃是文明邦国题中应有之义。由张齐贤提出，带有“天下为公”的自觉意识。自觉“富民”，乃是推演国家目标、天下目标的制度性努力。民生问题，在张齐贤这里居于重要位置。
三、封建。主张起用宗室作为大宋屏藩。根据后来的军政演绎观察，虽然恢复西周封建制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强化一下宗室分封于地方的力量，也许在靖康年间、祥兴年间，抵抗北方铁骑，会有另外可能性。《宋史。宗室传》，史官就认为：宋代宗室，虽然有分封，但名实不符，最后世代一远，宗室中人已经与士庶之家没有什么区别。到了靖康之乱，遭遇金人之虐，一个原因就是“无封建之实”，所以没有得到“封建之国”的助力。就这个意义来看，张齐贤有在大宋帝国恢复东周制度的美妙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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