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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_金纲【完结】(174)

  吕蒙正避席,一本正经回答:

  “陛下现在看到的灯火辉煌,是因为陛下的车驾所在,士庶都聚集来看,所以繁盛如此。臣曾经在京师城外不几里地的地方,看到很多因为饥寒而死的百姓。所以‘繁盛’不一定都是这样。期望陛下能够看到近处也看到远处,这是苍生的幸运啊!”

  太宗听到这一番话,变了脸色,什么话也不说。

  吕相不慌不忙,泰然回到自己座位。

  史称“同列多其直谅”,同列僚属们事后都称赞他的正直、诚信。

  这一个故实,有意味的是“同列多其直谅”。大宋正在太宗一朝形成精英敢于同君权博弈,推演文明价值的倾向。乃至于这种倾向到了仁宗一朝,有了精英们越是被贬黜,越是光荣的风尚。大宋“敢言”,不仅仅是“胆儿大”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精英们有了这种“民生为重”的理念,君王必得向此倾斜,否则就是“无道”,就要遭遇士大夫的“清议”批评。久之,以道义价值制衡君王权力的力量产生了。除非遇到“混不吝”式的痞子皇帝,否则但凡有一星一点价值敬畏之心,就不得不严肃对待这种来自于王朝精英的“道义价值制衡”。一般来讲,没有哪一个帝王敢于向“道义价值”挑战。这是传统中国,秩序治理方向上的一大隐秘力量。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还没有足够的讲述理清这一隐秘力量。它在何时,以何方式,由什么人主持,推演这种隐秘力量?帝王为何在道义价值制衡模式下老老实实,不敢挑战?个中更隐秘的力量是什么?都需要更大篇幅来条分缕析。这是一篇思想史大论文。

  吕相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会一直坚持,在跟太宗的“博弈”中,不胜出不罢休。这个特点很像赵普对太祖。

  不可夺之志

  有一次,太宗要派遣人出使朔方,下旨告诉中书选人,要选那种可以负责做事的人。吕相提出了一个人选。太宗不许。第二天,太宗又问,吕相还是提这个人选。三问,吕相人选不变。太宗恼火,将他的奏章扔到地上,道:“一定要换人,你怎么这么执拗?”吕相答:“不是臣执拗,是陛下还不了解这个人。”然后又固执地推荐此人道:“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人都不及他。臣不愿意用‘媚道’来随意地顺从君主之意,怕害了国家大事。”说罢,将举着的笏板错开,让出脸来,俯首,将奏章拾起,纳入怀中,徐徐而退。同列都屏住呼吸,替他害怕。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这老家伙的气量,我不如。”后来就用了吕相推荐的这个人,果然很称职。太宗对他这种“不可夺之志”很赞赏。

  吕相也确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举贤人不遗余力。

  他有一次问自己的儿子:“我做了宰辅之后,外间对我有何议论?”儿子实话实说:“大人您做丞相,四方无事,蛮夷都向化本朝,很棒。但也有人说:吕相无能做事,朝中权力都被同僚们争去了。”吕相说:“我确无能,但有一能,善于用人而已。这才是真宰相应该做的事。”

  吕相有个“夹袋”,就是一个小布囊,里面有一小册子,常常随身带着。遇到新结识的某某人,或遇到官员之间的替代,也即交接任免,他都要与人交谈,了解对方有何特殊才干,以及对方所在之地有何特殊人才。客人走后,他就马上记录在小册子上,人才在这个小册子上都有分类。等到朝廷有这类型人才需要,他就随时找出向皇上或百官推荐。

  真宗朝时,他年老要求回到洛阳居住后,真宗曾两次到洛阳去看他。有一次还问他:“爱卿诸子哪个可以大用?”吕相回答:“诸子皆不可用。但有一个侄子吕夷简,正在出任颍州推官,这是一个宰相之才。”从此吕夷简浮出水面,在后来的日子里,吕夷简成为仁宗一朝重要的栋梁人才。

  还有一个人,叫富言,是吕蒙正的门客。一天,富言对吕蒙正说:“有个小儿子十来岁,想让他进入书院,可以干个小活。”蒙正答应。等到见到这个孩子时,大吃一惊,道:“这个小家伙,他日名位跟我差不多,但是功勋会比我还大!”于是让富言的儿子跟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一块学习,供给很丰厚。富言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大宋名相富弼。

  吕蒙正就是这样富有鉴别人才的能力。

  吕相也有后来的名臣王安石的风采,对各类误解,基本不辩解。

  吕相四故实

  吕蒙正刚做宰相时,有个金部员外郎张绅,知蔡州,因为贪污事被免职。有不满意吕相的人就说:“张绅乃是西京洛阳的豪富,哪里肯接受赃物?那是吕蒙正还没有中进士时,曾经向张绅求资助,未能如意,所以现在因此而锻炼成一场冤狱。”太宗听说,就恢复了张绅的官职。但吕蒙正并不解释,任人去东说西说。不久他还因为这个原因而罢相,他也不申辩。正好赶上考课院这个审查部门得到了张绅过去事的实情,此人确有贪赃事,于是罢黜了他。而蒙正也再次复相。太宗对他说:“张绅果然是真的犯有贪赃事。”吕蒙正听了,给个耳朵而已,也不谢。

  吕相故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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