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寇准的宦海沉浮，几上几下。太宗渐渐有点无法忍受这位老朋友的聒噪，恰恰被张洎看出。而张洎因为附和太宗打算放弃灵州的念头，议事不称旨，很担心自己的前途，就想办法巩固自己的权位。他更担心自己与寇准友好来往，将来有一天寇准被罢黜，自己也受牵连，于是，有一天奏事，堂而皇之地开始弹劾寇准，说寇准退朝之后，有很多“谤言”。这很正常，寇准因为一个阶段以来认同了张洎，“兄事之”，肯定是无话不谈，没有任何戒备。张洎就将这种不设防语境下的言论，拿来弹劾寇准。史称“准色变，不敢自辩”，寇准脸色都变了，不敢自己为自己辩解。结果，寇准又一次被罢相。
这类故实都透露出，这位刚猛的宰辅，其实不太会为自己说话，不太懂自我保护。人一诬告他与王子勾结，他就没有话说；人一弹劾他下班后胡说，他也没有话说。这在当时，都是不小的罪名，但他不懂自我保护。与吕端不同的是，吕端在张洎试图“倒吕”时，轻轻一句话，就奠定了张洎未来的败局；而寇准做不到，与小人打交道，他不在行，他的智慧不在这里。
太宗罢免寇准后，又不免想念这位聒噪者。
有一次，将寇准罢黜到青州去做官后，太宗问左右：“寇准在青州很快乐吗？”左右回答：“寇准得到一个不错的州郡，应该不算苦。”几天后，太宗又问。左右揣摩太宗可能是想重新召回寇准，但一想这个执拗的相爷太招人烦，就回答说：“陛下思念寇准，总也忘不了他。但我们听说寇准天天纵酒取乐，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思念陛下呢！”太宗听后，默然不语。但是过了半年多，还是召回了寇准，拜为参知政事。太宗知道寇准的价值。
在对待契丹、西夏方面，寇准不是坚定的“主战派”，但也不是坚定的“主和派”，他应该是坚定的“积极防御派”。真宗时的“澶渊之盟”，是寇准一手推演而成，那就既不是主和也不是主战，而是毫不犹豫地坚决拒敌于国门之外；但也毫不犹豫地坚决不做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想。严格说，这是“务实派”。
寇准为相后，西边有麻烦。
从唐末以来，番族部落，有一部分居住在渭水之南。当时有名臣温仲舒知秦州，将这些部落驱赶到渭水北岸，而且设立军事要塞，设卡子口，不允许番族南来。太宗看到这个简报后，很不愉快。他对寇准说：“古羌戎尚杂处伊、洛，彼蕃夷易动难安，一有调发，将重困吾关中矣！”古代的羌族戎人，不只在渭水一带，甚至在河南的伊水、洛水，都与中原人杂居，这个很正常嘛！西北那边的番族部落喜欢动，不喜欢静，很难让他们定居。万一边警一起，那就会让我关中地区陷入困境啦！
寇准回答：
“唐宋璟不赏边功，卒致开元太平。疆场之臣邀功以稔祸，深可戒也。”
宋璟乃是唐初名臣，时突厥在边境时有骚乱，边将曾擒杀突厥首领，但宋璟担心边将一心立功，自夸威武，容易“为国生事”，于是抑制边功，一年后才颁发赏赐。大唐之所以有开元盛世，与宋璟以静制动的治国风格有关联。
寇准也担心边将乘机“邀功”，那样就容易启动“边衅”，所以不赞同驱赶番族。
太宗认为寇准有理，就派他出使渭北，去见番族首领，安抚了地方。温仲舒则被徙往其他州郡。
太宗朝，寇准最大的决断是帮助大宋帝国选择了第三任君主宋真宗。
君臣选太子
至道元年（995），寇准加给事中。这时已经是太宗在位二十年，快六十岁的人了。大臣冯拯上疏要求立储。太宗大怒，将冯拯贬往岭南。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这件事。当时寇准从青州刚刚被召回来，按礼要来入见。太宗正在处理“高梁河之战”受到的箭创——这个旧伤近来似乎越来越严重，总是“旧创复发”。
看到寇准进来，太宗就撩起衣服来给寇准看箭伤。一面问：“卿何来缓耶？”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寇准回道：“臣非召不得至京师。”我没有皇上的命令是不敢到京师的。
太宗直接问他：“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我的儿子谁可以做继承人？
寇准回答：“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陛下为天下选择后继君主，如果向后宫、宦官谋划，是不可以的；向近臣谋划，也不可以的。唯有陛下自己选择，看看谁符合天下人的愿望。
寇准这话答得很是机智。一方面将选择大权给太宗，一方面又提出“副天下望者”。当时太宗的长子赵元佐已经疯癫，被废；次子赵元僖已经暴薨；“副天下望者”只有三子赵元侃，也即后来的宋真宗。所以，寇准表面上给太宗一道选择题，其实是让太宗自己说出寇准也想拥立的太子。
但太宗还是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史称“俯首久之”。
太宗“俯首”之际，寇准就待在那里，等待结果。他看了太宗大腿上的箭伤，很严重。他知道结果是什么。
果然，太宗将左右屏退，悄声问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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