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时的殷商第一任首领汤王，执政时天下大旱，多年祈雨而不得。最后，汤王决定自己“升天”去找天帝，当面祈求降雨，救助万民。
但“升天”是有仪式的。汤王“升天”的仪式在一个叫桑林的地方。现场搭好了一座由柴薪堆起的燔祭高台，汤王理了发、剪了指甲，而后，沐浴更衣，端端正正地坐在高台上，向天帝祷告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
（天下大旱，是因为）我一人有罪，天帝您不要连累万民；即使万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一人治理天下不当而造成的，那就由我来承担罪责。恳请天帝，不要因为我一人的无能，连累到万民的性命！
故实的展开非常富有戏剧性，就在汤王祈祷之后不久，也许就在点火焚祭之际，天帝降下雨来。
《吕氏春秋》《墨子》等先秦典籍，都记载了这个故实。
宋太宗赵炅继承的，就是源于远古，主要是源于汤王的传统。
“五行”，不仅是“五行终始”，不仅与王朝更替的合法性相关，还与汉代以来“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理念相关。对应于“五行”的各种自然现象，如对应于“水”的沟渠、水患、祈雨等，都有了灾异示警的功能。所谓“天人合一”，在推演君王领袖对政制事件负起第一责任的道义担当方向上，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而历代君王视“天谴”等义于“示警”，而且坚持认为主要是向君王、宰辅，而不是向普通臣僚和士庶“示警”。这方面，历代君王认识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些死不认错的昏暴之君例外。
所以历代正史《五行志》事实上是历代灾异的记录。浏览历代《五行志》，可以感受到历代君王在自然灾异面前的悚惧恐惶，以及频繁颁下“罪己诏”的谦卑自责，从中感受到先哲政治设计或文化演绎的独特魅力。《清史稿》就干脆将“五行志”改为了“灾异志”。
在不信天不信神的人看来，往往以为殷商汤王、太宗赵炅这类“欲自焚”的举动是一种虚假的阴谋，认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被自焚”，所以故作大言，以欺哄天下，云云。读近代以来的各类文史书，往往会看到这类说法。大意就是：帝王玩权术，欺骗天下。
我不信这类意见，并认为这类意见多属于无甚思想含金量的“阴谋论”。
天下何其广大！一个帝王的权术就“欺骗”了亿兆士庶，独独“欺骗”不了“阴谋论”者？这个“阴谋论”者的“智慧”岂不近于神？
一般来讲，这类“阴谋论”者的意见，多流行于坊间；制作这类“阴谋论”的人物也未必真的相信“阴谋论”。此类“阴谋论”，无非是想证明“封建社会”（大宋事实上已经不属于“封建社会”，但囿于近代传统，受教科书影响的人们还是愿意习称二千多年施行郡县制度的帝制时代为“封建时代”）制度不合理，因此连带着说“封建时代”的人也不合理，帝王作为尤其不合理而已。这个话题展开来说需要篇幅，而且无聊，此处还不是我来讲述这个问题的苑囿，且略过不提。但我知道的是，这个命题下的明白人，会越来越多。
简言之，我相信历代“贤君”面对五行变异时的真诚和敬畏。宋太宗赵炅“欲自焚”，与汤王的“欲自焚”一样，都是真诚敬天、为万民祈福的仁爱举动。说是“感天动地”，不算过。
贰励精图治
宋太宗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宋太宗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赏罚“失宜”的政治败笔
宋太宗赵炅践祚后，振奋精神，发愤致力于天下大治，史称“励精求理”。理者，治理也。但在太平兴国最初几个年头，他的邦国治理曾有“失衡”“失宜”倾向。孔子论及中庸智慧时有名言：“过犹不及”。赵炅在几件事情的处理上不免“过”了。
有一个叫孟蛮的官员，朝廷拟定他到窦州去做录事参军。窦州在今天的广东广西交界处，汉代以来算是蛮荒之地。录事参军是地方监察官，负责管理地方官吏档案，同时负责察举他们的善恶，有向朝廷汇报的责任。这个职官对于制度性管理地方有重要作用。但孟蛮先生嫌窦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不去上任，反而“诣匦自陈”。“匦”是一种四面有口的小匣子，一般放在朝堂附近，臣民有意见，可以投书其内，有内侍会定时取走给皇帝看。孟蛮估计是到了该上任的时间没有走，写了封信投在“匦”内，自我辩解。赵炅看到这个投书，大怒，给了他一顿棍子，史称“决杖”，流放到更僻远的海岛上去了。
有一个叫綦廷珪的朝官，请了病假。病好后，按程序，他需要先到主管部门销假，然后“朝参”，要向朝廷表明病假结束了。这些他都没做，直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上班了。赵炅不高兴，处罚了他，还连带着处罚了他的上级——好几个人都做了降级处理，潘美、王仁赡二人也是他的上级，没降级，但都罚了三个月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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