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大宋天下对茶叶的需求量，从未有过“疲软”，蜀茶，是大宋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但这种“加价”并不影响茶农的利益，事实上是中原地方名优土特产茶叶的资源优势在边境贸易方向上的体现。西北卖马给中原，也必有加价，也即，他们卖给中原和卖给本土的马价也是不一样的，否则，本地马匹消费供需紧张，就没有必要再卖给中原。因此，他们也是马匹加价之后卖给中原的。茶马贸易中的中间价格，是市场价格，很正常。换一句话说，茶马贸易中的茶叶加价，不影响中原茶农的收入。
因此，茶叶的边境贸易，官方“榷茶”，商旅贸易，都不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那么原因在哪里？
苏辙认为王小波起事的原因，在“牟利之臣”的“掊取”，搜刮、虐敛，因此“贩茶失职”，贩卖茶叶的生路被阻断。苏辙没有看到的是，茶叶与盐、铁、酒一样，都是国计民生之必需，因为利润太大，除了官府往往会在合理收税以外“掊取”，商人也往往“加价牟利”。太宗初即位，就有“豪民”在干这个活儿。官与商，对茶农的双重“割削”，造成了利益方向分配的不均，也即不公平。这是王小波起事的原因。
太平兴国二年（977），江南诸州官方“场务”专卖茶叶80%，另外20%由“场务”发给凭证，收取10%税收后，由“茶农”自由买卖。但“茶商”往往从中作奸，紊乱国法，导致茶叶市场混乱。后来按照大臣樊若冰的意见，官方收购茶叶加价，让奸商无利可图，才算改变了乱象。有法不依，在不读圣贤书的官员中，寻常可见。在非收购环节给茶叶加价，最终受害的是中间商和消费者。而干这个活儿的官员时常可见。太平兴国六年（981），有个太子中允名叫潘昭纬，他在知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时，就敢擅自增价倒卖官茶，被人投诉。这位太守被除籍为民。
而“茶商”不仅有勾结官府克扣“茶农”的劣习，甚至还有制作“假茶”出售的现象。这在太祖时就有苗头，开宝年间，就有规定：民间卖“假茶”，卖一斤，杖一百，卖二十斤以上，正法。显然这是“乱世用重典”的治理模式。太宗在太平兴国四年（979）时，对这个带有严厉惩戒的刑法做了调整，要求“准律以行”，按照律法执行，不必过重过轻。如果有“滥”用刑法者，也治罪。但这事也证明，“假茶”是“茶商”中的奸商常见行为。
茶叶，乃是清净之物。制作茶叶，特别恶心的是夹杂了头发杂物。所以过去有规定，制作茶叶的“丁夫”必须“剃去须发”。但这个规定对惯于头戴发髻的庶民而言，不免带有侮辱的性质，因此遭遇不少抵制。于是，到了太宗至道二年（996）九月，对官营茶场就颁发了新的规定：须发可以不剃，“自今但幅巾，先涤手爪，给新净衣”，从今开始，制茶必须戴上幅巾，先要将手和指甲洗净，每人要发给新的干净衣服。并严敕“吏敢违者论其罪”，官吏敢违反这个规定的，要论罪。在这项规定的推行中，也不难想象，官商勾结从中渔利的可能性，否则，太宗也不会放出“吏敢违者论其罪”这么狠的话来。
“蜀民之病”
有些与官府勾结的奸商比官府本身还凶恶。近代常见的那种黑社会性质的官商，太宗朝也曾出现。
雍熙四年（987），秦州（今属甘肃天水市）一个县城，有个酒场官李益。宋代场务官，大多招募地方土豪担任。李益也应该属于土豪之类，家中富饶，常有僮仆数百人，私人关节可以直接通达朝廷官员。对地方官吏，他采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专门捉人的短长之处，给予要挟。郡守以下的官吏都很怕他。他还放贷，或利用酒场专卖，设法盘剥地方，这样，庶民就有人拖欠他的利息钱。李益就动员官方力量代替他催债、征督，那种狠戾比官方正式的租调还急。
当时县里有个观察推官名叫冯伉，地方官中，只有他不被李益所屈服。
有一天，冯伉骑马出来，李益派遣他的喽啰将冯伉从马上拽下，诋毁侮辱一通。冯伉将李益勾结地方的不法之事两次上章奏报，都被秦州驻京办事处的官员也即邸吏扣住，不往朝廷传达。秦州距离京师很远，消息如何传达？冯伉于是想了个办法。朝廷往往要通过秦州向塞外买马，买马就要与各个番族打交道，这样就要有翻译人员。冯伉认识了一译员，就把他的奏章附在译员发往朝廷的报告后面，这样，太宗才看到了冯伉的检举材料。
秦州居然有这样的黑社会！史称“帝大怒”，于是下诏逮捕李益。但是诏书还没有到达秦州，已经有朝中权贵向李益做了通报，结果李益提前逃跑了。
史称“帝益怒”，于是，侦缉抓捕李益就更急了。几个月后，在河内富人郝氏家中，将李益抓获，捆绑了送到御史台，一审，全都招了。正法。
秦州士庶听到这个消息，“皆醵钱饮酒以相庆”，都凑钱饮酒来庆祝。
淳化四年（993）时，河北大名府有土豪储存干草，以此牟取厚利。当地河堤决口，就要用干草编织草袋子装泥土，堵塞决口。这位土豪居然丧心病狂让人偷偷地破坏河堤，发难民财，所以河水每年都要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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