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与世无争，在自家世界中徜徉终生的人物，不是张馀的对手。
张馀得到大宋投降的士卒，又攻陷了几座州郡，更为自信，势力也更为强盛，于是率众十万，乘胜攻夔州，应有“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壮观。张馀在李顺败后，实力不减。
夔州在瞿塘峡口，地势雄峻，形势险要，堪称川东第一军事重镇。扼守夔州，即可在水路西控巴蜀，东瞰中原。渝、川、陕、鄂，欲有军政作为，此地实乃兵家必争之地。而张馀，恰恰就是欲有军政作为的一代雄杰。
故夔州在所必争。
夔州危急！
屠杀
此前，太宗赵炅了解到川中形势后，派出了大将白继赟为峡路都大巡检，总巡视官，统领精兵数千人，昼夜兼行，赶往成都。作战任务是，协助王继恩平定川蜀之乱。巧的是，增援队伍到达夔州时，正赶上张馀来袭。于是白继赟与夔州巡检使解守颐有了默契，二人城里城外同时发动总攻，夹击张馀。
张馀的雄心在此地第一次受挫。腹背受敌中，他失去了战场主动权，大败，被斩首两万级。史称“流骸塞川而下，水为之赤”，尸体漂浮顺流而下，江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
这是一场屠杀。
站在时光的后面，我看到两万殇魂在宽阔的长江之上，遥远地浮荡，有了书生气十足的伤感。我甚至胡思乱想，假如我是赵炅，假如我是张馀，假如我是白继赟，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一场屠杀？我没有找出可以免去屠杀的可能。大宋太宗赵炅先生，必定要维护大宋帝国；大蜀元帅张馀先生，必定要破毁大宋帝国；而白继赟必定要放出辣手，杀戮破毁者。当夔州危急时，各自都已经没有选择。吾土吾民，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就在致力于“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圣贤之完整气象在此。而这种理念、这种气象，必定是以天地之大德为形而上背景的。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间最大的道德是——敬畏生命。所以《周易》要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所以《尚书》要说：“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论语》要说：“焉用杀！”所以《孟子》要说：“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当吾土吾民种种杀戮连绵不绝时，我与时下“制度论”者的不同思考是：是什么样的邪僻力量在阻遏“公道—仁德”理念的推演，在妖魔化传统圣贤？优良“制度”并不能免去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也不能免去杀戮一样。但优良“制度”从不演绎杀戮，就像传统“圣贤”从不演绎杀戮一样。因此，“制度”与“圣贤”都不是杀戮之因。那种将历史上的杀戮推给“制度”或“圣贤”的意见，逻辑上都是荒谬而又浑浊的。罗马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杀戮，与罗马制度或奥斯曼制度无关，他们的制度并没有规定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也与西方历史上的圣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无关，西贤也从未有过要杀灭犹太人或亚美尼亚人的理性推演。吾土吾民历史上的杀戮，也与“制度”或“圣贤”无关。杀戮，犹如历史若干重大事件一样，它的呈现，是“偶然”的，是此前多种力量“耦合”的结果。预见杀戮，并同时推演杀戮，太过于邪恶。白继赟、赵炅与张馀，都没有事先即可预知“杀戮两万人”，并推动“杀戮两万人”的理性动因。世界上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在已经预知杀戮人数时，启动杀戮机器，那就是纳粹以及其他极权主义魔鬼。
蜀民两万，殇魂飘散，走入虚空，白继赟立功。
当他将杀戮报告，包括“夺得舟千余艘，甲铠数万计”，汇报给朝廷时，他得到了嘉奖。
但太宗网开一面，下诏言“两川军民被李顺胁众诖误者一切不问”，整个巴蜀，在“李顺之变”中，被李顺借着神秘力量欺骗而趁起的军民，一概不追究、不拿问。当“群盗”溃散，纷纷走入山泽自保时，太宗又下诏，要各州“招诱”，并“倍加安抚”。太宗，为这一场共同体之间的杀戮注入了一丝温情亮色。
查道戴枷督税
太宗一直坚持“招抚”政策。
巴蜀乱后，太宗曾派出使者，访问川、峡诸州的治理地方合格优秀的人物，当时就有知夔州袁逢吉、知忠州邵烨、知云安军薛颜、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等七人以“称职”上报朝廷，太宗都分别给了他们诏书奖谕。
内中一个通判查道，是过去南唐名臣查文徽的孙子。他做了太宗朝进士，在一个县城做尉官时，收入低，但性情廉介，与妻子甘苦与共，采集野菜与杂米煮粥“疗饥”而已。当地要办理地方租税，几个县吏不得力，被州官招到州郡，上了木枷，让他们回去。其他的县官在回去后，将木枷脱掉，只有他还戴着，而且还戴木枷下乡督税。乡里富民试图贿赂他，以酒肉招待，他不吃，还杖责富民。于是其他民众看到，就很惊讶，于是将拖欠的租税缴足。
转运使樊宗古知道他的节操德行，就打算向朝廷推荐。查道推辞，要求举荐主簿叶齐。樊宗古说：“我也不认识叶齐啊！”查道就说：“公如果不推荐叶齐，我查道也不愿意被公所推荐。”樊宗古不得已，同时推荐了两个人。查道被改为光禄寺丞、直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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