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知古接纳了他的意见，果然获得可食用的粮粟五十万斛，于是分发给各个要塞，省去了河南十三州的一场转运。
马知节执法也严。
当时有辖境庶民，多走入要塞，躲避契丹入寇。但他的部下有人偷盗妇女首饰，被军中护军也即指挥官发现，鞭笞一顿。马知节知道后，认为此刑过轻。他说：“民避外患而来，反罹内寇，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庶民躲避外患而来，不想到却遭遇内部盗匪！如果这个可以宽恕，那怎么让下属严肃军纪？当即命令执行军法，斩首。
在川中平叛时，王继恩很是傲慢、托大，喜欢要人逢迎他。但马知节不买账，不愿意讨好他。王继恩于是就有了故意陷害的举动。
他命令马知节去守彭州，只给他老弱兵卒三百人，原来属于马知节调遣的精兵都调回成都。马知节知道彭州是李顺党羽一定要攻取的要害之地，多次请求增兵，王继恩根本不听。结果变民来了十万人攻取彭州。马知节带着羸弱之兵与敌人奋力拼战，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士卒很多人都已经战死。马知节长叹道：“死在贼人之手，不是壮士啊！”于是“横槊溃围出”，挥舞着长槊冲破重围出来。直到第二天，才引来援兵，再次呐喊着冲入敌阵，敌人败退而去。
太宗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叹息道：“贼众我寡，知节不易当也！”敌人多而我兵少，马知节这仗打得不容易！
地方官与社稷臣
蜀地变乱基本平定后，小股乱民还在四处流窜。王继恩不能服众，如何“治蜀”，对太宗构成挑战。
参知政事苏易简曾经推荐张咏，认为他可以管理四川。
这时张咏已被太宗留意，准备大用。
到了淳化五年（994）九月，时任枢密院直学士、虞部郎中的张咏，受命知益州。益州，就是指川蜀全境，其治所在成都。临行前，太宗嘱咐他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从事。”
要求他主要关注民生，这方面，可以自由裁量，随机决断。这是给他相当大的地方治理权限。
他来到地方，很快展现了不仅仅是“地方官”，而是“社稷臣”的军政治理洞察力。
他在路上看到从陕西发往四川的民夫运粮队伍络绎不绝，这正是峡路转运使要干的活儿。他也知道入蜀的道路有多么艰难。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问粮草。他得到的数据是：城中屯兵三万余人，而粮草不足半个月支用。于是他开始访问民间，知道当地盐价腾贵，而蜀中士庶特别希望能得到廉价盐。恰好府中还有不少历年集聚的食盐，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降低盐价，但士庶要用粮食作价兑换。
士民大为高兴，于是家家都肩挑人扛，牛拖车运，拿米来换盐。不到一个月，得到粮米数十万斛。军士也高兴，喜欢地说道：“以前吃的大米，大多杂有糠土，很难下咽；现在每一顿饭食都很精美。这个老家伙真是善于干国家大事的人！”张咏闻言，也高兴，说道：“从此以后，我的命令可以在益州执行啦！”
当时成都四邻还有很多变民的营垒，王继恩要求成都白天也要关闭城门，以防奸细进入。但城门关闭之后，内外交通也断绝，外面的物资很难自由进入，城里的物资也很难自由外出。成都，在这一个阶段，就相当于一座孤岛，吏民都感到不便利。
王继恩没有心思“讨贼”，只想乐和一天是一天。张咏虽然不受他调遣，但王继恩也不受张咏调遣，所以张咏一时拿他没有办法。思前想后，张咏采用了特殊斗法。
当时王继恩麾下人吃马嚼，每天都需要大量粮草，马匹需要量尤其大。于是，当他军中的司务长来讨要粮草时，张咏只给他人吃的粮食，马吃的粮草则一律折算成银两支付，至于黑豆杂粮干刍草，一粒一支也没有。王继恩发火，找他说：“国家打仗用的战马，难道能吃铜钱吗？”张咏道：“城中的草料场已经被贼寇焚烧而尽，马料就应该到民间去取。公现在闭城高会，马料从哪儿进出？如果开门讨贼，还愁马儿吃不到粮草吗？——我张咏已经将这个事写好了奏章，准备上奏朝廷了。”
王继恩一听，碰到了厉害家伙，不敢再多说话。
正好赶上另一位大宦官卫绍钦带着诏书来催促，要王继恩继续“讨贼”，平定巴蜀。王继恩这才开始分兵四出。
卫绍钦也是一个狠家伙，在扫荡变民中，辣手迭出，但对迅速平定李顺余党“功勋”不小。
且说王继恩，出兵之后，捉到三十多个“盗贼”，按律，请知州兴狱处理。但张咏与“盗贼”聊天后，要他们回家务农，全部无罪释放。
王继恩大怒。张咏回应他说：“以前，是李顺胁迫民众做贼，今日，我张咏与公一道，化贼为民，哪有什么不可以的啊？”王继恩听了倒也无话可说。
王继恩这位剑南、两川招安使，帐下的亲卒有了劫掠民财的兵匪行为，有人来向知州张咏投诉。张咏得知这些兵匪有人劫掠财富后夜半从城楼垂绳而逃。张咏就派出精明吏卒前往擒拿，并嘱咐吏卒说：“捉到这几个兵匪，就把他们捆了，扔井里，不要带回来。”他不愿意公开此事，与王继恩闹翻。吏卒将这件事情办了，王继恩感到没有丢失面子，所以也没有更多怨恨，而他帐下的亲卒，闻听此事，却吓得咋舌，从此不敢再干抢夺私有财产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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