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就是急性子，脑袋后面还生了个大疮，病重时，常常疼痛难忍，一吃饭，更疼痛加剧。这个病也让他有了“性情乖张”“自立崖岸”的一面。
他知益州时，盛暑吃馄饨，头顶发髻，发髻有发巾，发巾有一带子，从头顶到耳边到下颔处打结系住。打结后，带子两端往往垂下。吃馄饨俯就间，这带子就总是掉到碗里捣乱。张咏不断地用一只手往外捞这带子，烦透了。于是大怒，将发巾一把抓下，直接摁到馄饨碗里，一面说：“但请吃！”
他因为有脑后大疮，自己不愿意跪拜，也不愿意别人给他跪拜。每次有宾客来，典客也即司仪都要预先告诫，不要跪拜。但宾客中有人过于重视这个礼节，以为不可省略。张咏遇到这种情况，要不就跟着对方连拜不已，要不就粗野地劈着两腿大骂不止。
知崇阳县时，他看到农民有到城里买菜的，就将人召来训斥道：“城里居住的人，没有地种菜，买菜倒也罢了；你这个村民都有自己的土田，为何不自己种菜而要费钱来买菜？嗯？”于是上“笞刑”，用竹板子拍打了人一顿后背，放了。这农民也是，从此以后自己种菜吃。据说直到沈括写《梦溪笔谈》时代，当地还把菜园子种的芦菔也即萝卜称为“张知县菜”。
但张咏在“乖崖”之外，也有格外动人的通情达理。
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
他在知益州时，在成都府开府办公，按规定，各级地方官都要“庭参”，也即按礼拜见知州。拜见时，自己要宣唱自家官名姓名。即使是带着京官身份，但只要在州府差遣，就要“庭参”。有一个书生，是京中官署的干事，在成都府任录事参军，负有监督和官员档案管理的职责。他就不“庭参”，有司就责备他，他坚决说不。张咏知道后，也发火，叫人传话给他：“唯致仕，乃可免。”这是规定，除非你提前退休，可以免掉“庭参”，否则不能免。书生当即写了辞职报告，请求“致仕”，退休。报告后面还赋诗一首，末两句是：“秋光却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这个秋天不咋地，秋味淡淡的，像官场人情一般又寡又薄；满眼的山色也淡淡的，远远不如我回家的兴味浓厚。张咏也是有诗情的才子，一见之下，大为称赏，自己走下台阶来拉着这位倔强书生的手说：“部内有诗人如此而不知，咏之罪也！”咱这系统内有这么棒的诗人，而竟没有人知道，这是我张咏的过错啊！说罢，将辞职报告还给他，从此待他为上客。
还有一事。说张咏公事处理完毕后，退下，看到有个小吏在堂边昏睡，不禁心下一动，就叫醒他问：“你们家里有什么事了吗？”小吏很惶恐，答道：“我母亲病了很久了，我哥哥在外地做客不知，很久没有回来。”张咏派人去调查，小吏所言属实。第二天就派一个场务工人给他，帮他料理家务。张咏对人解释说：“我办公的地方，有人敢睡觉，一定是有隐情，忧闷，困极了才这样的。”
此事证明张咏对人情人心不乏感同身受的洞察力和同情心。
张咏是今属山东的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在濮州被举为进士，当时州郡议论应该首推张咏，但张咏知道本郡有老儒名张覃，始终未能中举，就向州郡举荐了张覃，认为他应该首推。这是张咏能“让老”，年轻时，就有“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修养。
但他放出辣手来，也不含糊。这方面，他做得太过，有失正道。
辣手张咏
张咏年轻时学过击剑，为人慷慨，好出大言，乐为奇节。
有一年他到长安，在旅馆里，听到邻居一家夜半聚在一起哭泣，声音很悲酸，就去问怎么回事。主人忍不住告诉他：“我做官不自谨慎，常私用官钱。结果被家仆所挟持，想娶我家女儿。拒绝他吧，我们害怕惹祸上身；服从他吧，则女儿就要失身。日期就在近期，所以全家很悲哀，不知该怎么办。”张咏第二天到门边上等着，看到这个仆人出来，就对他说：“我跟你家主人说了，要借你到一亲旧家做点事。”仆人不很情愿，张咏用一种办法强迫他上路。到了城外一个悬崖边，下马，张咏数落他一番罪过，仆人还来不及答对，张咏挥剑将其砍落崖下。回来后，告诉邻居说：“你家那个仆人不会再来了，赶紧回家吧你们。以后要谨慎做事啊！”
这事与柳开在驿站中杀恶仆的事类似。
有可能是一件事分别安在俩人头上，也有可能当时恶仆较多，各有各的段子。此事考查起来，恶仆实恶，用这类黑色手段处理，虽然于法不合，但好歹也算是“原始正义”一把，故对张咏可以不必过多指责；但后面几件事，则透露了张咏“草菅人命”的一面，实难为他回护。
他知益州时，成都忽然有了民间流言，说有个东西叫“白头翁”，是兽是鸟，是人是怪，全不知；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到了午后，就要吃人家的儿女。流言一起，州郡不安，甚至到了晚上，街上都没人敢再走路。有人主张请道士方士之类来作法“压胜”。但张咏不同意。他设法捉住了这个流言的制造者，当即将其正法，一城皆安。他对人说：“之所以有‘妖讹’兴起，是因为有灾害不祥之气作怪。妖有形，讹有声，流言就是讹言。终止讹言的办法，在于能够识别、判断它，而不在于所谓‘压胜’之类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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