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记录是可能的，那么被王继恩在凤翔正法的那八个人里，就不应该有李顺。
第三个细节：李顺乔装僧人出城。
说李顺在城破之前，忽然召集城中数千僧人施舍斋饭，说是祈福。而后又剃度童子数千人为僧，都在府中削发，穿僧衣。午后让这些僧人从东西两个城门全部走出。李顺也不知哪里去了，很有可能也剃了头发逃遁。
第四个细节：抓获者，不是李顺。
说王师入城后，听说李顺是一大胡子，就抓了一个大胡子，状貌很像，于是被杀，但很可能不是李顺。张舜卿所奏事，有根据。
第五个细节：真李顺在南方被抓。
说真宗天禧年间，一说景祐年间，在岭南或广州被抓。这时人们才意识到，当初张舜卿所奏事，是真的，不是造谣。于是有人主张典明正身，在闹市正法，名臣吕夷简认为不可，就在狱中杀死。
当时抓获李顺真身的是原漳泉节度使陈洪进的儿子陈琏。陈琏时任广州巡检使。据说那时李顺已经七十余岁，推验明白，此人就是李顺。又用槛车送到京师，覆按明白，确是李顺。但朝廷认为平蜀将士功赏已经颁行，这时如果说过去正法的是假李顺，会有很多人不自在。于是就直接秘密斩杀李顺，再赏陈琏。
据说陈琏家有《李顺案款》文件，叙说本末很详细。
按《李顺案款》说法：李顺本来是蜀江王小波之妻弟，当王小波反于蜀中时，不能有效统御徒众，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主。李顺召集乡里富人大姓人家，命令他们申报财产，然后根据家中人口，留下足用之外，一切都调发给大军和贫民。起事后，又能录用才能，存恤良善，号令严明，有秋毫无犯的军纪。当时川中大饥，十天之间，归附李顺的贫民有数万人。所到州县，都开门迎纳。传檄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完整的城垒，全被攻破。到他失败时，人们常常怀念他，所以李顺得以顺利逃走。直到三十多年后，才被俘就刑。
民变领袖，往往有“不死”的传闻。
黄巢，这位唐末民变领袖，据说直到后梁后唐时，还有人在洛阳看到过他。还有人说黄巢留下一首传颂甚广的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晖。”天津桥，乃是洛阳著名的一座桥梁。
五代时，有一“巨寇”明马儿，后周时不知所去。汴梁有封禅寺，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曾在此处藏身，得到一个主僧的照顾。说太祖践祚后，对这个主僧给予优厚待遇。主僧八十多岁时，临终对弟子们说：“吾即泽州明马儿也。”
明末李自成，也有脱身为僧的传说。
这类故实，或真或假，但就人间的黑色智慧而言，我宁肯相信它们都是真实的。大盗之狡黠，容或有常人不及处。
无论这些大盗在起事后，有多少劣迹——根据对人性的考察，他们是一定会有劣迹的，但他们最重要的功绩在于：用一种暴烈手段，向执政者的欺凌与不公说不。传统圣贤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安抚我们，就是我们的领袖；虐待我们，就是我们的寇仇。这是天地不易之理。
当着两川“博买务”在“榷茶”时剥夺了茶农生存的权利，茶农们是有理由要一个说法的。
宋太宗下《罪己诏》
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李顺之变”后，大宋王朝给出了两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宋太宗下《罪己诏》。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罪己诏》颁发在张咏知益州之前。
《罪己诏》由翰林学士钱若水起草，太宗看后，亲自改动，内容多为引咎自责，语气深切。很多材料保留了这份《罪己诏》。文字大略为：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筦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
朕任命巴蜀的地方官不合格，是因为自己看人不明，结果导致本来应该是“亲民”的官吏，反而不能行惠政、施和气；而那些税务官员们，只知道刻薄侵削百姓，以此作为政绩，结果是损害了百姓利益，让庶民成为叛逆。想想这种“失德”，原因都在朕一个人身上。我要改过，重新做起，并永远记着这个沉痛的前车之鉴！而今而后，希望能以此自我警戒！
文中最大的亮色有两个：一个说巴蜀民变，原因是地方官的作恶；而地方官的作恶，是由于我赵炅用人不明；另一个说我赵炅“失德”，但我会改，并以此为深刻教训。
这类《罪己诏》，是帝国秩序与圣贤教诲的双重产物。它对认识大宋政治秩序以及帝国治理的文明运作，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无论帝国还是酋长国，共和国还是民主国，都会犯错误，但犯错误肯认罪、认错，这个罪错就可以得到天道人心的原谅；如果不能认罪认错，那就恒定的是一种罪恶或错误。圣贤有言：“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言：“知耻近乎勇。”又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张咏记住了太宗的《罪己诏》，在治蜀时，成就卓著。
也可以把这份《罪己诏》看作是王小波、李顺用自己的方式，逼迫大宋帝国做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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