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不确。因为如果这一条记录是真实的，那么十一月间耶律琮与孙全兴的书信来往就没有了着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后面的一系列展开，也都没有了着落。所以，宋人吕中的议论有根据，而“太祖于开宝七年三月‘遣使如辽’”说，是一种传闻异词，不足凭信。
御戎三策
且说太宗，见契丹没有和意，就再一次动了战争的念头，“于是募人泛海，赂女真及乌实等部叛之，二部不从”，招募精干人士，从海上到契丹后方，贿赂女真部落及乌实部落，让他们背叛契丹。但是这两个部落也不听从。
此前三年，女真一直在与中原通好，甚至向大宋“朝贡”。他们朝贡的路线是跨越渤海到泥姑口（今属天津塘沽）以南，或跨越黄海到山东登州上岸。但契丹对此很不爽，于是在距离海岸四百里处下寨，增设军事堡垒三处，每一处有三千兵守卫，隔绝女真与中原的联系。于是女真再次艰难渡海，与大宋研究军事同盟，至少先把契丹三处堡垒铲除，女真愿意集合全国三十首领来做这一场战事。如果大宋确定日期，女真将首先集合兵众在北部等待。
这是一个机会，但大宋经历了“岐沟关之战”，已经没有必胜信念。史称“帝但降诏抚谕，不为出师”，太宗只降下诏书，安慰女真一番，不同意出师。从此以后，女真只好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此时，再去约会契丹起兵，为时已晚。
就在淳化五年（994）五月，在大宋向契丹请和四个月前，高丽也曾无法忍受契丹的欺凌，试图与大宋恢复和好，要求大宋出师，与高丽夹击契丹，太宗也没有允许。从此以后，高丽也死心塌地归附了契丹。
契丹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几乎可以全力对付大宋，而大宋还要对付西夏，此际，川蜀也乱起来。
在如此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太宗一朝，赵普、宋琪、张洎、田锡、李昉、薛居正、王禹偁、张齐贤等大臣无人认为可以“取幽蓟”，更不做“犁庭扫穴”之想。以张洎的说法为代表，御戎之道有三策：下策是：“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训练士卒，拣选将帅，长驱直入，带上各种武器快意一战，与契丹决胜负于一场战事。
中策是：“偃革櫜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谦卑言辞，准备厚礼，以和亲政策与其通好，输送国货与其结好，虽然陛下身份有所屈辱，但却可以停息边境战争之劳。
上策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整制修缮沿边城堡，依靠凭借天然险阻，训练武备，广积粮草，分兵屯聚边塞，契丹来就防御，契丹退也不追。
朝廷大臣，十世纪的中国精英，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上策”。太宗赵炅也选择了“上策”。
于是，“缮修城堡，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成为大宋帝国淳化年间之后的基本战略防御政策。
但契丹在大宋主动求和之后，另外就部署了三场局部战争，侵扰大宋。
第一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子河汊之战”，大宋胜。
第二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雄州之战”，大宋胜。
第三场战事，可称“契丹攻宋永安军之战”，大宋胜。
三场战事，都发生在至道元年（995），而且都在边境发生，而且有两场都在府州也即折御卿镇守的陕北北部发生，而且大宋都取得了胜利。这样，太宗在群臣推演下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已经奏效：只要不主动攻取契丹守地，契丹奈何不了大宋。虽然想起“燕云十六州”来，就心痛心酸，但力量达不到，这个事实是必须在屈辱中承认的。
太宗晚年已经知道：必须“屈己”，“黩武”不是时机。
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太宗最后一个年号是“至道”，自正月改元，到“至道”三年三月，太宗驾崩，只有两年三个月时间。这也意味着，在太宗晚年，赢得了三场抗击契丹的保卫战胜利，但攻取契丹，已经不做梦想。
就在淳化五年九月，当月与契丹主动请和不成，太宗立赵元侃为开封尹，改封寿王，这是册立太子的节奏。太宗对寿王说了一番话，特别能见出他苍凉的心境，但也是成熟的心思：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推是而行，虽虎兕亦当驯狎，况于人乎！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信哉斯言也，尔宜戒之！
政治教化之设计，核心是得人心而不是扰人心。得人心最好的做法是诚信；不扰人心最好的做法是以“清静”而镇守内心。将这个法则推演开去，即使是凶恶的猛兽也会驯良，何况人呢！《尚书》有言：抚育我就是我的领袖，虐待我就是我的寇仇。这话说得很是精允。你要时刻警戒自己啊！
也在这个月，太宗为巴蜀之乱下了《罪己诏》。
到了十月，又将青州的“平卢军”改为“镇海军”，而杭州的“镇海军”则改为“宁海军”。由“平定”之义改为“镇守”之义，由“镇守”之义改为“宁静”之义，都在一步步收敛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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